蔡美彪先生有言：“歷史學需要多方面的修養(yǎng)，需要哲學、思想、語言、文字的修養(yǎng)，甚至需要經(jīng)濟學的知識都需要。所以真正做好很慢。需要多方面的條件，如果這方面欠缺，你做專題研究的時候，不但不容易深刻，而且還容易出錯，容易出笑話。”此言深有同感。其實不僅僅是做歷史學，研究文理各門學科都需要多方面的修養(yǎng)，尤其要有一定的文史素養(yǎng)，不然何止是做專題研究，即使是寫隨筆雜文或者與人飯后閑談，都免不了鬧笑話。

近讀南京大學博士后王成軍文章《問天下英雄：誰的血淚在飛？——讀<張巡傳>感言》，文中提到“項英槍殺妻子則是以革命的名義干了傷天之事”，讀及此處，又不免感慨。軍人的一粒子彈充其量只是消滅一個人的肉體，而文人的一只細筆，卻可以使人背負千秋罵名，永世不得翻身。此例多矣，無需贅敘！我們今天單說項英殺妻一事。

項英是中共早期的骨干，也是最忠誠堅定的戰(zhàn)士。1922年入黨，1923年參與領導了“二七”大罷工(時任京漢鐵路總工會江岸分會秘書)，是中共“二大”12名代表之一，是中共三至六屆中央委員，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歷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中組部代部長、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蘇區(qū)中央局代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職。紅軍長征后，與陳毅、賀昌、毛澤覃等人留在南方堅持游擊斗爭，第二次國共合作后，任新四軍副軍長，1941年在皖南事變中被叛徒劉厚總殺害。關于項英，歷來都是極具爭議的，他在“皖南事變”中應負的責任不是我們這里要談的，他在黨史中的地位長期被有意無意地低估也不是我們能夠隨便評論的。但是，他作為一個男人，一個丈夫，他究竟有沒有“一怒之下，拔出手槍把妻子槍斃了”？

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時，瞿秋白與項英的妻子張亮以及中央蘇區(qū)政府的婦女部長周月林被俘，兩個多月后，瞿秋白的身份被敵人知悉而被害，而張亮與周月林在關押3年后被釋放。當時人們都懷疑是這兩人出賣了瞿秋白。張亮獲釋之后帶著在獄中出生的小兒子輾轉找到項英，事情在這里發(fā)生了兩個版本。

一種是網(wǎng)絡上廣為流傳的版本，據(jù)說在一些正式刊物上發(fā)表出來過：

“這年5月，被保釋出獄的張亮，經(jīng)過一番頗為艱難的跋涉，輾轉找到了時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的項英。與丈夫分別3年多的張亮撲向丈夫的懷抱，但項英一把推開了她，語氣嚴厲地說：“你說，瞿秋白同志是怎樣死的？是不是你和那個周月林干的？”

張亮感到受了莫大的冤屈，氣急之下有些結巴地回道：“怎、怎么可能？我、我……”

怒氣填胸的項英，看見張亮這副緊張失措的模樣，心頭的疑惑似乎得到了證實，他拔出手槍推彈上膛，滿身行塵的張亮仰身倒在地上。

張亮就這么慘死在丈夫的槍口下，而且背著“可恥叛徒”的黑鍋沉冤于世。”

另一種版本是軍事科學院軍事百科研究部原副部長王輔一在寫項英傳記時采訪新四軍老干部得到的資：，

“1988年10月7日和1990年4月12日，我為尋查項英的史料，兩次走訪原新四軍軍部秘書長、后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的李一氓。有關張亮的情況，李一氓說道：1938年春，東南分局、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時，項英之妻張亮找來，項英同她見面交談了一次。由于項英早已知道張亮1935年春突圍時在福建被國民黨軍俘虜，而且俘去后的情況當時無法查清，故沒有把她留下，而是給她一些錢讓她走了，至于她到哪里去了及以后的情況均不清楚。

1998年，我在南京軍區(qū)總醫(yī)院遇見正在那里住院的老紅軍、曾任項英警衛(wèi)排長的李德和，問項英是否有槍斃張亮的事，李德和說這純屬訛傳。1938年二三月間，項英在南昌著手編組新四軍時，張亮帶著一個兩三歲的小男孩找到東南分局，李德和隨項英由軍部去分局駐地同張亮會面，他們在一間房子里談話，小孩由李德和帶著在門外玩，大約談了個把鐘頭，他們講些什么不知道，聲音時高時低，項英態(tài)度嚴肅，但根本沒有發(fā)生槍斃張亮的事。談話后，項英到東南分局副書記曾山處去了一下，就返回軍部駐地，此后再未與張亮見過面。幾天后，張亮帶著小孩離開南昌，她去哪里不清楚。

我在尋查項英相關史料時，均未發(fā)現(xiàn)項英槍斃其妻張亮的事。走訪過許多熟悉項英的老同志，包括原東南分局青年部長、后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顧委常委的陳丕顯，原新四軍軍部通信科長、后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的胡立教，以及原在皖南新四軍軍部工作的楊明、鄧旭初、王征明、顧雪卿等，他們均講從未聽說項英殺妻之事。”

據(jù)項英之女項蘇云調查，“事后證明，離開南昌后，堅強的母親把弟弟送到了延安。徐明清是原延安市婦聯(lián)主任，當年媽媽送弟弟去延安時，她還接待過我媽媽，所以“項英殺妻”肯定是不存在的。但是自此之后，就再也沒有人見過她，也沒人知道她的下落。

關于母親的下落，我最近聽到了一個最新說法。去年底，一個記者去訪問公安部的一個老同志，他以前在延安待過，在康生手下參加過一些專案組的審查工作。據(jù)他回憶，他們抓住了一男兩女，懷疑是托派，找人審查，這位老人家審查的男的被槍斃了，兩個女的被康生下令勒死。他聽說其中一個是項英的夫人，她出賣了瞿秋白。這件事情之后，他也險些被康生以某種借口除掉，但這些老干部是羅瑞卿的部下，是他托人找到羅瑞卿才保住性命的。等這個消息傳到我這里、我再讓他們帶我去見這個老人時，老人家已經(jīng)糊涂得說不出話來。不過以我在延安的經(jīng)歷，我認為這個說法是可信的。”

不管張亮最后的結局如何，基本上可以斷定，根本不存在項英殺妻之說。第一個版本看上去似乎描述得有鼻子有眼，卻是完全沒有任何根據(jù)的無德文人憑空臆想出來的結果。

歷史的真實細節(jié)往往是撲朔迷離，一個人的精力畢竟有限，即使是已經(jīng)“博士”到了“后”了，也難免有無法顧及的地方，出一些疏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多涉獵一些各方面的知識，多一點“存疑”精神，做一些考據(jù)的功夫還是很有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