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史上的“大躍退”：商賈之家竟不許穿綢紗
中國古代歷史上絕大多數統治者都重農抑商，但宋朝開國就對工商業經濟十分重視，這也使宋代的社會經濟文化獲得了空前繁榮。宋神宗時任用王安石變法，將商業化社會的建設推向了高峰。明代的財政經濟政策具有連貫性，它由明代開國君主朱元璋一手設計，可稱為“洪武型”財政經濟政策。其特點是徹底放棄商業化的努力，財政經濟退回到以廣大小農經濟為基礎，可以說是宋朝政策的“大躍退”。
朱元璋痛恨王安石變法，他曾說：“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他的“改制”的基本精神就是重農抑商，以最落后的經濟部門——廣大農村為財政稅收之基礎，將大帝國建筑在小農經濟之上，厲行節儉，注重均平。明朝統治者打擊工商業，商賈之家不許穿綢紗;百姓不許航海，對外貿易以進貢名目由禮部掌管。朱元璋又連興大案，打擊富豪，“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這樣就確立了全國小自耕農為主的基礎，保證了帝國農業自然經濟的本位。
這就意味著政府不再發展商業，不再追求用提高社會生產和流通的效率來增加社會財富，而是完全回到小農經濟時代。這樣的經濟就只能在數量上膨脹，而沒有效率和質量上的實質性進步了。這樣做政治上確實簡化了，有利于中央集權和政治控制，但文明也幾乎處于停滯狀態，有的只是王朝的循環。
自此，全國變成無數個村莊之集合，全國經濟成為一個龐大的扁平體，除了千萬個小農家庭，就是統治者。民眾直接面對國家，沒有獨立性的中間團體的阻隔，沒有中層的商業代理機構及各種審計、會計機構的監督，也沒有適當的司法程序來維護，政府機構又由一班文學之士來主持，對地方的人戶、田土、物價等實際情況很難做到切實了解。晚明時期，中國的商業經濟又有較顯著的發展，被許多人稱為“資本主義萌芽”，但盡管如此，晚明在商業化方面仍遠不及宋代。明代整個“鑄錢當不出千萬貫”，僅相當于北宋兩年的鑄錢量。
政府在摒棄商業化管理手段、將社會組織機構盡量簡化的情況下，面對越來越繁復的社會事務，找不出恰當的技術手段來處理，就對道德紀律、意識形態進行空前強化。以現代眼光來看，明代本該用技術手段如民商法律來解決的問題，都統統歸結到道德價值上去，用簡單的道德信條如尊卑、長幼、男女來解決問題，以道德代替了法律。明帝國政治徹頭徹尾地文人化，處處以道德倫理相標榜，這樣以道德立國的社會，其專制、虛偽、不切實際的程度也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高峰。可以說，這正是明代全面離棄技術，以道德代法律的必然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