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帝王中，頗好筆翰的不少，但達到一定水準、能夠躋身書法大家，并在書法史上留名的卻不多。唐玄宗的字華美有加，但骨力稍弱；宋徽宗的“瘦金體”瘦直挺拔，但太過古板；宋高宗的書寫功力深厚，但缺乏靈性；康熙皇帝的字豪邁勁健，但研習不深。種種欠缺，使這些帝王級書法家們的書法成就，不能像他們至高無上的皇位那樣登臨絕頂，而唐太宗李世民則是個例外。

唐太宗不僅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同時也是一位傲視千古的書法家。這一點，從他的代表作“晉祠銘”和“溫泉銘”兩座碑文中，就可以領略到其書法造詣的光彩奪目和登臨絕頂。唐太宗的書法，深得王羲之之遺風，字體雄渾蒼茫，風格勁健飄逸，字里行間透露出他的大家風范和王者氣度。他個人的書法造詣，在歷代帝王中堪稱第一；而他推行的“權力書法”，以及他對中國書法的深遠影響，更是獨領風騷。

權力和書法同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但后者卻能受前者的影響。權力對于書法的影響不外乎促進、調節和禁錮三種形式。唐朝書法的繁榮，同權力的促進和引導是分不開的，這在書法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歷朝歷代，“書之盛，莫盛于唐”。唐太宗以帝王的尊崇，以偉人的氣魄，以文人的胸懷，匠心獨具，推陳出新，把至高無上的權力運用在發展書法藝術上，從現實上看，他促成了初唐書法繁榮的良好開端，從長遠上看，他使整個唐朝書法水平達到了歷朝歷代的巔峰。

國家的強大，文化的繁榮，士人的昂揚，這固然是書法創作活躍的歷史因素。而皇帝對書法的高度重視和積極態度，則是書法名家輩出的人文因素。唐太宗在位期間，設置了弘文館，委任書法名家擔任書學博士，專門培養書法人才，并下詔京師五品以上的官員必須到弘文館學習書法；把王羲之捧為“書圣”，對書法的正統化居功至偉；以王羲之書法為載體，通過書法理論的建構，介入初唐書壇，促進了書法的繁榮，提攜了初唐一百余年的書風；要求銓選人才要以“身、言、書、判”為標準，應試者必須過了“楷書遒美”這一關才能錄用，否則一票否決。

唐太宗利用皇帝一言九鼎的權威，“強迫”大臣、學子苦練書法，雖然有些專制，雖然過于嚴厲，但無形之中普及了書法。此外，唐太宗還常常和群臣談書論道，一些大臣因為字寫得好而更被皇帝器重，一些書家因為得到皇帝召見而享受到無上殊榮，使不少人嘗到了研習書法的“甜頭”和“好處”。尤其是將書法藝術作為官吏選拔、任用的先決條件，形成一種要求、一種制度以后，這種唐朝特色，這種時代特點，越發成為書法藝術繁榮的最強勁的推動力。

在唐太宗的影響下，唐高宗、唐睿宗、唐玄宗、唐肅宗都十分愛好和提倡書法，加上他們都具有非常高的書法造詣，上行下效，書學之風鼎盛。在這樣寬松的藝術氛圍下，唐朝書法得到了空前的繁榮，權力促進了唐朝書法的繁榮，造成有利于書法發展的社會氛圍，使大批書家應運而生。諸如褚遂良、歐陽詢、虞世南、薛稷、孫過庭、李邕、懷素、顏真卿、柳公權、張旭等書法大家，不僅名噪一時，而且影響深遠。書法在唐朝時期，不僅是最普及的藝術，也是最成熟的藝術。

如果說唐詩是輝映在歷史天空中的一輪皓月，至今仍然能春風化雨般的滋潤著人們的心靈，那么唐代書法藝術就是鑲嵌在浩瀚夜空中的萬盞明星，雖然歷經千載風雨，依然燦爛照人，至今仍是很多書法研習者們臨摹的標本，而顏、柳、歐、褚等名家法帖更是眾多書法愛好者愛不釋手的經典之作。唐太宗，這位開創帝王書碑和行書寫碑先河的書法領軍人物，這位重視書法、倡導書法的書法大家，不僅將封建社會推向鼎盛時期，同時也使唐代書法成為中國書法史上最輝煌的一頁。

說他是中國古代帝王“第一書法家”，這毫無懸念；說他是中國“書法史上第一人”，也未嘗不可。當然，這樣的名號對于這位腹藏雄才大略、肩挑豐功偉績的“千古一帝”來說，恐怕是沒有想到的。文化不是一個人的文化，書法不是一個人的書法，它們屬于每一個中國人。如何讓文化源遠流長，如何將書法發揚光大，這才是這位英睿不群的賢明君主所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