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反腐的深入，不時傳出官員自殺的消息。人們從最初的驚異到后來的見怪不怪，說明官員自殺已經成為一種常態。事實上，官員自殺并不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在2000多年前的漢代，那時的官員也流行自殺。看來那些官員對待腐敗問題，都認為自殺是對自己的解脫，畢竟罪不及父母，禍不及妻兒。

想當年，漢高祖劉邦提劍入咸陽，以布衣之身建立漢朝四百年基業，對于久經割據分裂之苦的民眾及士人來說都是一種福分。西漢初年，漢家天子與民休養，創造了幾個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的盛世。這對于2000年前的中國官吏來說，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糟糕的時代”。

好是因為他們不需要像秦代的官吏那樣，在嚴苛的法律面前誠惶誠恐；糟糕是因為他們不再會像六朝時的世代公卿，敢于睥睨皇室。在這個百制創立，儒術獨尊的時代，他們享受著驚人的俸祿，卻也必須遵循于皇權之上的規則，將生死系于皇帝一人之手。在這過程中，西漢社會呈現出了一種怪現象，就是這些高層官員陷入了自殺的陰影之中。

據不完全統計，西漢時自殺的諸侯王有25位，列侯、丞相、將軍有65人，侯王將相的親屬賓客17人，后妃、太子、公主12人，數量之多令今人震驚。從另外一個角度也可以看出，上層官員貴族自殺在漢代已是常態。一般認為自殺是一種個人行為，其多數是因對社會或者個人前途產生極度絕望等而采取的一種極端做法。

不過，自殺一旦成為一種常態，甚至在某種特定的階層中普遍存在，這就不得不將其上升為一種社會現象。那么，是什么導致西漢上層官員頻繁選擇自殺來結束自己的生命呢？

悉數西漢上層官員自殺事件時發現，列諸侯王自殺的事例主要集中出現在兩個時段內。一是“七國之亂”時，參與“七國之亂”的諸王，除吳王劉濞被他殺之外，其余六王皆為自殺；二是漢武帝時期。

此時諸侯王獲罪而死者，所犯之罪多“有名無實”，比如，元朔年間，主父偃向武帝告發齊王“有淫失之行”。于是，漢武帝任命他為齊國丞相，令他負責齊王一案的審理。

主父偃以前受到過齊王的歧視和不公平對待，心中一直懷有怨恨，遂決定對齊王的“淫失之行”嚴加追究，“乃使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齊王知道難以逃脫，無奈之下被迫自殺。

表面上看，這是權臣弄權、挾私報復的結果，本質上這時的一些諸侯王自殺帶有更深層次的內幕，如漢武帝為加強中央集權，自然要強化對諸侯國的控制。可以說，這才是漢代諸侯王獲罪背后的政治動因。因此，在這些諸侯王獲罪事例中，冤假錯案的數量恐不少，正如史書所載：“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

諸侯如此，其他高級官僚的自殺同樣也與中央集權有關，也體現了在皇權至高無上的社會里，法律對權力約束的蒼白無力。最為典型的就是，名將李廣家族的非正常死亡事件。李廣善射勇武，屢為漢邊城太守，多次與匈奴血戰。

后因年老受嫌嫉，大將軍衛青在皇帝的暗示下，逼其自殺；李廣的兒子李敢為報父仇，在暗殺衛青時為霍去病所殺；李廣之孫李陵屢次率軍大敗匈奴，但天漢二年孤軍遭遇匈奴，不幸被俘；隨后李廣的另一孫子李禹被人告發，說要逃去與李陵會合，隨即被處死。

李陵一家亦被族滅。李陵在被俘之后未曾按照慣例自殺而導致族滅，更加凸顯了自殺作為一種常態在漢代社會的存在。

除上述原因外，西漢時高層官員在獲罪時多選擇自殺，還與當時的社會風氣有關。“面子”問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內容。這種風氣自古有之，及至漢代也十分普遍，當時的人普遍對“面子”比較重視，且維護“面子”的方式似乎更為激烈。

漢代官員自殺者數目眾多，其原因大都緣于不愿下獄，“義不受刑”。其中有拔刀在北闕下自剄的蓋寬饒，也有年逾六十的經學名家蕭望之。司馬遷深愧遭受宮刑而茍活，他在《報任安書》中用“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描述自己的悲郁。

關于這一點，最為典型的案例就是發生在西漢文帝時的一件事情。當時，絳侯周勃被誣謀反下獄，在獄中備受屈辱，后來雖然釋放出來，也大傷體面。于是賈誼上疏建議，今后大臣有罪，不必入獄，可以“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

當時賈誼之所以提出這份雷人的提案究竟是為了保全大臣的體面，還是照顧朝廷的體面，這無從考證。事實卻是，后來“自殺”成為漢代政客剪除異己的經常手段。屈指算來，兩漢自殺的大臣竟有百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