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98年起，活躍在山東的民間組織義和團，掀起了反帝愛國運動。”這是初中歷史教科書對義和團的描述。義和團一直在歷史神壇上跳著妖異的舞蹈，當抹去時間在他臉上涂抹的濃妝，觸碰他干癟粗糙的臉龐，你會在他的眼神里讀到讓人無所適從的冰冷……

這張被歷史課本使用的照片，深深地印在多數人的記憶中，圖片中“義和團小將”稚氣未脫的笑臉成為了人們對義和團的直觀認識。

一百年前的此時，義和團運動正在興起，一年后便轟轟烈烈、如烈火燎原般突然燃遍整個北中國。但就在高潮之際，卻又突被殘酷鎮壓下去，其興也勃，其亡也速。義和團運動當然是正義的，團民們視死如歸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但惟其非常正義、無比英勇，使人更感到這確是場無與倫比的歷史悲劇。而這場悲劇的復雜性與深刻性更引人深思，發人深省，否則，這一段深創巨痛的歷史將全部“白費”，那么多的鮮血與生命也將全部“白費”。

刀槍不入？

義和團運動興起的背景十分復雜，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則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傳來的基督教。從康熙晚期到鴉片戰爭前，清廷一直實行禁教政策。鴉片戰爭后，清政府在列強的壓力下簽訂不平等條約，被迫同意解除教禁。傳教士以船堅炮利為后盾，紛紛來華傳教。隨著越來越多的傳教士深入內地鄉村建堂傳教，農民與教會的沖突日益激烈，屢屢發生各種“教案”。

據統計，從19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末，全國發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中較大的有“天津教案”、“長江暴動”及四川余棟臣起義等。其發動與參與者有地方官員，土豪鄉紳，普通農民，民團會黨，城市貧民，流氓無產者……十分復雜，規模越來越大，手段越來越激烈，但基本訴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衛道”的封建性。義和團運動于19世紀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東和直隸，以“練拳”為名組織起來，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東冠縣梨園屯拳民起義，使義和團運動迅速興起，從山東發展到直隸，并于1900年夏進入北京、天津。義和團的口號雖不統一，但主要是“順清滅洋”“扶清滅洋”“助清滅洋”，并明確表示“一概鬼子全殺盡，大清一統慶升平”，愛國性與封建性混為一體。對一切與“洋”有關之人和物，義和團則極端仇視，把傳教士稱為“毛子”，教民稱為“二毛子”，“通洋學”、“諳洋語”、“用洋貨”……者依次被稱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統統在嚴厲打擊之列。

秘密宗教和民間文化是義和團組織、發動的重要工具。流行鄉間的小說中的人物和戲曲中的角色如關云長、姜子牙、黃天霸、孫悟空、豬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等，都成為義和團所信奉的新神的共同來源。而義和團的拳師們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來源的多種因素，如降神附體、刀槍不入、喝符念咒、治病救災等。這些招術為廣大農民熟悉，極易為他們接受。而與以前各種秘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同一點是它降神附體的群眾化，即不單是教門首領有權躬代神位，所有練拳者只要心誠都可祈神降身，保證自己刀槍不入;而且，這些神都是歷史上流傳已久、為廣大農民喜聞樂見的英雄好漢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獨尊的神祗。這些都使義和團的感召力更強，更易發動。

總之，社會的動蕩、利益的沖突、文化的碰撞、天災不斷和民間宗教、文化間的互相作用，使義和團在華北地區迅速發展。

“撫”“剿”之間

面對如此巨大的社會運動，清王朝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竟沒有一個明確、統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級官員自行決定。“百日維新”失敗，中國社會和歷史嚴重倒退。為了根絕隱患，慈禧等守舊派決定廢除光緒，但他們知道自己沒有力量，便想依靠義和團的“民心”“民氣”，同時又相信義和團的各種“法術”真能刀槍不入，打敗現代化武器裝備的洋人，于是決定用義和團來殺滅“洋人”，達到廢立的目的。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確支持，義和團情緒高漲，迅速向更極端、更非理性的方向發展，對傳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殺。1900年春夏義和團進入京津后，情形更為恐怖，許多傳教士和外國人、中國教民被殺，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嬰兒生來迎月者亦殺之，慘酷無復人理。”他們要消滅一切帶“洋”字的東西，鐵路、電線、機器、輪船等等都在搗毀之列，因為“機器工藝”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殺無赦，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

曾有學士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對開明官紳，維新派人士，義和團更是明言打殺，要“拆毀同文館、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饒放”，明令要“康有為回國治罪”，在一些頑固派的指使下還一度沖入宮禁要捉拿光緒皇帝，外國使館和外交人員自然受到威脅。在這種情勢下，西方列強以“保護使館”的名義組成“八國聯軍”發動又一次侵華戰爭。

這時，清政府必須對是和是戰作出正式決定。清廷從6月16日到19 日連續召開四次御前會議，最終決定“向各國宣戰”，給北京義和團發放粳米二萬石、銀十萬兩，并命令清軍與義和團一同攻打使館區，義和團更加斗志昂揚。經過兩個月的激烈戰斗，中方終因武器落后而不敵八國聯軍，義和團所有的神功怪術在現代化的槍炮面前統統失靈，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攜光緒等向西倉惶出逃。就在八國聯軍血洗北京，殘酷屠殺義和團團民之時，西逃途中的慈禧已開始與列強議和。為盡快與列強達成和議，清廷從9月7日起連續發諭，下令剿殺義和團：“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鏟除不可。”經過清政府地方官的嚴剿，一些零星小股義和團也被最后撲滅。

愛國與誤國

義和團反侵略斗爭無疑是正義的，但其社會政治訴求卻非常落后，反對社會發展，阻擋歷史進步。義和團的悲劇說明，僅有正義遠遠不夠，因為僅有正義并不能救國，還可能“誤國”。對義和團，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進人物更多地看到其負面作用。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的《克林德碑》一文甚至認為義和團是通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

聞一多談到自己從支持國民黨到支持共產黨的轉變時說，因為蔣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一書，要大力弘揚八德四維等中國傳統文化。聞氏這樣寫道：“《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里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向五四挑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憶與感想》)這時，他急切地閱讀各種左傾書籍，加入到爭自由、民主的運動中去。

他們對義和團的觀點或許不無片面、苛刻之處。但一場正義、英勇的運動卻被最腐朽、最落后的力量所掌握利用，成為阻礙社會發展、歷史進步的運動，歷史悲劇，莫過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