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注：作者吳錫祺，1901年生于河北省大城縣，1918年考入清河陸軍軍官預備學校，后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四期步兵科，1923年9月畢業回國，并入馮玉祥部學兵團，任上尉教官。1924年北京政變后，學兵團擴為第八混成旅，任旅參謀長。1925年10月，調任北京警備總司令部（鹿鐘麟）少將參謀長。

北京政變取得勝利后，馮玉祥立即決定采取斷然措施，將清廢帝溥儀逐出故宮，并先提請黃郛攝政內閣予以討論。在這一提案尚未交付閣議的時候，北京警備總司令部獲悉清室已預知其事，且將有所舉動。警備總司令鹿鐘麟即據以報告黃郛，并謂事不宜遲，遲恐生變。黃郛乃速夜召開緊急閣議，將優待清室條件加以修改并討論通過，同時籌組清室善后委員會，以處理溥儀出宮后的一切事宜。

修改后的清室優侍條件是：

“今大清皇帝欲貫徹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違反民國之各種規章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將清室優待條件修正如下：

一、大清宣統皇帝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權利。

二、自本條件修改后，民國政府每年補助清室家用五十萬元，并特支出三百萬元開辦北京貧民工廠，盡先收容旗籍貧民。

三、清室按照原優待條件，即日移出禁宮，以后得自由選擇居住，但民國政府仍負保護責任。

四、清室之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民國酌派衛兵妥為保護

五、其一切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民國政府當為特別保護;其一切公產，應歸民國政府所有。”

緊急閣議將清室優待條件修改通過后，即決定由北京警備總司令鹿鐘麟、警察總監張壁會同社會知名人士李煜瀛前往故宮執行。

十一月五日晨，鹿、張、李會商執行步驟。張說：“這是一件大事，需要帶多少軍警？”鹿答：“軍警各二十名就夠了。”計議既定，先將故宮外軍警布置妥當，并將電話線割斷后，即率軍警各二十名入神武門。每通過一門，就分置軍警監視其值崗衛兵，不許走動。鹿、張、李等徑趨溥儀住所，值清室正開“御前”會議，當由內務府大巨紹英出迎，鹿等郎出示國務院通過的修改優待條件，并告知來意，請其轉達溥儀立即遷出宮外。紹英雖驚慌失措，但仍故示鎮靜，并指李煜瀛說：“你不是故相李鴻藻的公子嗎？何忍出此？”李笑而不答。又指鹿鐘麟說：“你不是故相鹿傳霖的一家嗎？為什么這樣逼迫我們？"鹿說：“你要知道，我們來此執行國務院的命令，是為了民國，同時也是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們，那就休想這樣從容了。”紹英又說："我大清入關以來，寬仁為政，沒有對不起百姓的事，況優待條件尚在，怎么能夠這樣辦呢？”鹿說：“你這是替清室說話。可是，滿清入關以后的‘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老百姓是永遠忘不了的。況且張勛復辟，顛覆民國，優待條件早為清室所毀棄。當時全國軍民一致要求嚴懲復辟禍首，到現在還是一個懸案。最近攝政內閣成立，各方又紛紛提出懲辦復辟禍首的要求，群情憤激，就要直接采取不利于清室的行動，現在宮內外已布滿軍警，其勢洶洶，就要動手，如果不是我勸阻他們稍等片刻，現在就出了亂子了。”紹英不得已，乃入告溥儀，但往返數次，仍希有所轉圜。鹿見事不能決，乃故意大聲告其隨從人員說：“快去告訴外邊，時間雖然到了，事情還可商量，先不要開炮放火，再延長二十分鐘。”溥儀聞而大驚，于是立即答應遷出宮外，隨即交出印物，收拾私物，在鹿、張、李等的監視和保護下一同離開故宮。鹿并親自送他到后海甘水橋舊醇王府邸。鹿問溥儀：“從此以后，你是愿意當平民呢，還是愿意作皇帝？在我們中華民國不允許皇帝存在，我們有對待皇帝的辦法。”溥儀答稱：“我既答應接受修改優待條件，當然不能再作皇帝，我愿意作一個平民。”鹿說：“我們對平民當然要保護。”

在溥儀離開故宮之后，對宮內的宮女和太監等均任其自由遷出宮外。

溥儀出宮后，即由國務院下令組成清室善后委員會，設委員長一人，由李煜瀛擔任，委員十四人，為：汪兆銘、蔡元培、鹿鐘麟、張壁、范源濂、俞同奎、陳垣、沈兼士、葛文睿、紹英、耆齡、載潤、寶熙、羅振玉(紹英以下五人為清室所推薦)。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對故宮保存的歷代文物進行清點、登記、整理、保管，以防遺失或毀損。故宮的警衛由鹿鐘麟派兵擔任，直至國民軍撤離北京時，始交由內務部接管。

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曾經得到孫中山先生的贊同和支持，但卻遭到段祺瑞以及清室遺老舊臣的反對。溥儀出宮之次日，段祺瑞曾致馮一電，極表不滿，其電文大意是：“頃聞皇宮鎖閉，迫移萬壽山等語。要知情室遜政，非征服比。優待條件，全球共聞。雖有移駐萬壽山之條，緩商未為不可。迫之，于優待不無刺謬，何以昭大信于夭下乎？望即從長議之可也。”馮復電謂：“此次班師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驅逐溥儀，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無愧。”

段祺瑞就任臨時執政的第一天(十一月二十四日)，就下令解除了對溥儀的監視。過了幾天(十一月二一十九日)，溥儀即偕同鄭孝胥、陳寶琛二人由醇王府逃往東交民巷日本使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溥儀又在日本人的保護下乘車逃往天津，下車后，復由日本人駕車迎往日租界大和旅館居住。事后，日本公使芳澤通告中國外交部，偽稱事前對此事毫無所聞。實際的情況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早已看中了溥儀這個可被利用的政治工具，從溥儀逃往日本公使館一直到逃往天津，都是日本所布置的。但是當時的臨時執政段棋瑞卻對此政治陰謀等閑視之，始終沒有對日本方面提出過一次抗議。當時北京“反對優待清室大同盟”曾為此發表宣言，譴責段政府放縱溥儀的行為，同時嚴正指出，嗣后溥儀如有危害國家的行為，日本人應負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