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的一部《射雕英雄傳》，因其同名改編影視作品的精典而燴炙人口，而其中長春子邱處機也為廣大《射雕》迷所熟悉。可是要說到歷史上真實的“全真七子”，知道的恐怕就不多了。提起“全真七子”，還得先從他們的師傅王重陽說起。《射雕》把王重陽描繪成天下武功第一人，在華山論劍中技壓群雄，奪取《九陰真經》。王重陽死后，各大高手對其所遺《九陰真經》的爭奪，是貫穿全書的一條主線。那么歷史上真有王重陽其人，他真的武功蓋世嗎？

王重陽歷史上確有其人，他是道教重要派別全真教的創始人，出生于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據說因為他喜歡陶淵明，便改名知明。又因與陶淵明一樣喜愛菊花，而菊花在重陽節開放，便給自己起了個號叫重陽子。王重陽出身于一個“家業豐厚”的富裕家庭。他的一生正值北宋淪亡，金人入侵，民族災難深重的時代。青年時代，他“痛祖國之淪亡，憫民族之不振”，曾于天春年間應過文、武試，得中文、武雙舉人，有志于拯救民族危難。但由于南宋政權孱弱，舍棄廣大北方人民不顧，茍且偏安，王重陽的抱負沒有能夠施展。抗金失敗后，王重陽掘地穴居，稱之“活死人墓”，以方牌掛其上，書云：王害瘋(王自稱瘋子)靈位。七年后，王重陽走出活死人墓，開始以另一種方式實現自己的理想。

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陽東至今山東東部傳教。在寧海(今山東牟平)講道時，他對被宋徽宗寵信的道士林靈素弄的喪失人心的傳統道教進行了改造，創立了全真教。在國難當頭、“南渡君臣輕社稷”的大背景下，王重陽舉起全真教的旗幟，為的是留住中國傳統文化，把傳統文化保存于宗教社會、民間社會。這實屬無奈之舉。王重陽在山東傳教過程中收納了許多弟子，其中又以馬鈺(丹陽子)、丘處機(長春子)、譚處端(長真子)、王處一(玉陽子)、郝大通(太古子)、劉處玄(長生子)、和馬鈺之妻孫不二(清靜散人)七人為翹楚，人稱北七真，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全真七子”。王重陽死后，全真七子在北方廣泛傳統全真教，并且各立支派，即：馬鈺遇仙派、丘處機龍門派、譚處端南無派、劉處玄隨山派、郝大道華山派、王處一全真派、孫不二清靜派。這其中，又以邱處機及其龍門派影響最大。

王重陽為什么在煙臺傳道？

全真道雖然是陜西人王重陽創立的，但只能說關隴文化培育出了一顆優良的種子，王重陽在關中傳道的七八年里，只收了兩三個弟子，沒有多大作為，因為當時的關中沒有適合新道思想生長的土壤。王重陽來到煙臺地區傳道，不到三年的時間里，就發展了“三州五會”，道眾達幾萬人。王重陽還在煙臺這片土地上發現、培養了七位弟子，即“全真七子”，從而使全真道在全國得以振興。在寧海，王重陽運氣果然不錯，很快就有了一些崇拜者。王重陽于此相中了五位：馬鈺、譚處端、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這五位的身世，都有些特殊。馬鈺，“學窮六藝”，“不茍祿仕，常喜詩酒”，“不屑世務”。丘處機，“幼亡父母，未嘗讀書。”王處一，“幼喪其父”，“七歲無疾死而復生……后遇異人……歸乃敝服赤腳，狂歌市中，人謂或病失心。”

“全真七子”之一馬丹陽在福山芝陽山

芝陽山，又名祝圣山，著名的福山八景之一“仙峰夜月”就在山東側的升仙峰。“山不在高，有仙則名”，芝陽山的出名，還與一個人有很大關系，他就是全真教創始人王重陽的大弟子、“全真七子”之一、全真教第二代掌教馬丹陽。丘處機(公元1148-1227)，字通密，道號長春子，是道教龍門派的創立者。在《射雕》中，丘處機武功平平，但在歷史上，丘處機的名聲頗大。這不是因為武功，而是因為他通過自己對蒙元統治者的影響，拯救了無數的中原百姓。在金、宋、元交替時期，以詩、醫、道三術而名滿天下的邱處機，是各方拉攏的對象。在先后拒絕了金、宋皇帝的征召后，他于1220年，不遠萬里，遠赴西域昆都斯(在今阿富汗)，覲見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邱真人之行的目的何在？且看看他出發前贈給朋友的一首詩——“十年兵火萬民愁，萬千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游。不辭嶺北三千里，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顯然，邱道長不遠萬里，為的還是中原百姓免受屠戳。

當年事已高的成吉思漢向邱處機詢問長生之術時，邱處機不像通常道士那樣慫恿成吉思汗煉丹求仙，而是坦言，“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一代天驕畢竟是一代天驕，雖然心中無限失望，但成吉思汗沒有責怪丘處機，反而對他的坦誠極為敬重。在丘處機逗留期間，成吉思汗給他提供了非常優裕的生活條件。在軍務閑暇的時候，成吉思汗還經常向丘處機求教養生之道。在成吉思汗身邊呆了一年之后，丘處機自北印度回歸中原。雖然當時戰事頻仍，成吉思汗還是派出騎兵五千，予以護送。為了表達對丘處機的尊崇，成吉思汗賜丘處機虎符璽書(在帝王的習慣上，這等于封王封侯)，號神仙，封大宗師，讓他“掌管天下所有的出家人”。

在《射雕英雄傳》里，丘處機的武功雖難蓋世，但在歷史上，他卻用自己的智慧，征服天下的成吉思汗。蒙古兵入主中原之后，丘處機到燕京修道，今天故宮中的長春宮，據說就曾是他修道之處，而現在北京乃至全國最重要的道觀之一——白云觀，就是他親手創立的。憑著虎符璽書，丘處機師徒挽救了大批中原人，“由是為人奴者，得復為良。與瀕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至之”(引自《元史》)。到忽必烈統一中國的時候，繼丘處機執掌全真教的弟子尹志平，還憑借丘處機留下的虎符璽書，庇護了很多人的生命財產。當國難當頭之時，一個新興的道教宗派挺身而出，承擔了存續文脈的工作，并盡己所能保護百姓，這種貢獻，只能用功德無量來形容。此外，有人認為，丘處機的弟子李志常寫的《長春真人西游記》一書，為后來吳承恩的《西游記》提供了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