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廣州市衛生局做過一個調查：無房戶每家每月的房租支出，平均要占到家庭總支出的兩成。這個比重，坦白說并不算高，但是低收入階層受不了，像人力車夫、清潔工、碼頭工人，每月掙的錢不多，除了糊口所剩無幾，租不起房，只好在垃圾填埋場與河道旁邊的空地上搭蓋窩棚。當時全市有1300名清潔工，全住在衛生局給他們搭建的簡易房里。這些簡易房蓋在國有土地上，急于變賣公地以增加收入的財政局表示不滿，想把簡易房里的清潔工趕出去，所占的國有土地則拿出來分批拍賣。消息傳出，清潔工集體罷工，通過工會向政府呼吁，必須給無力租房的清潔工留一個安身之所。市政府研究之后，“飭令財政局將所有現設廠之公地一律保留，免予投變”。為了勞工住房而放棄土地財政，這是當時廣州政府的人性化之處。

到1932年，廣州房租漲得更高了，當年12月2日，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第六版刊登評論說：“租價狂漲既滔滔未已，于是平民生計乃大受打擊，房租一項竟至占全部生活費十分之二三有奇。長安不易居云云，大可為今日廣州贈也。”這時候，房租開支占到了家庭總開支的兩三成。跟今天比，這個比重仍然不算高，不過比起民國初年的低房租來還是很高的，要不然當時的黨報也不會驚呼“不易居”。

1947年，廣州光復已久，外逃的市民大批返回，一些復員的軍人也在廣州定居，人口大增，市面興旺，同時通貨膨脹愈演愈烈，法幣一天比一天貶值，在工薪階層眼里，租房成本要比抗戰前還要高。一個市立中學的高級教師，月薪兩萬(法幣，下同)，津貼五千，拿著這兩萬五的“高工資”，只能買幾百根油條。如果家里沒有房子，在市區租一個沒有廁所也沒有廚房的小單間，每月要花去一萬左右，租房的開支，占到了月收入的四成以上。這時候，非但低收入的清潔工租不起房，連抗戰前被視為高收入的教師也租不起房。民國廣州，這時候才出現了真正的房荒。

但是房荒永遠是相對而言的。著名作家張恨水先生在解放前就說過這么一句很精辟的話：“所謂房荒，只是荒了大多數人，卻有極少數人反有房多照顧不過來的痛苦。”還有另外一位著名作家柯靈先生在解放前也說過：“其實何嘗有房荒，平民雖立錐無地，而達官貴客巨宅連云，所荒的，是平民沒有金條而已。”解放前的廣州，就跟張恨水、柯靈等人描述的一模一樣：一方面是多數人租不起房更買不起房，另一方面是少數有錢或有權者坐擁大批豪宅，住不完就讓它空著。廣州市政府為了緩解房荒，曾經下狠手打擊過空置房。

當時打擊空置房的手段是這樣的：空置房必須出租，超過合理使用面積的房屋也必須出租，而且出租期間不能抬租，不能加租，不能變相加租，不能借口翻建趕走房客，否則必須支付房客搬家費。如果自恃有錢，拒絕將空置房出租，則政府可以推平其房屋，拍賣其土地。請不要批評民國政府不懂得尊重物權，當時廣州所采取的強硬手段，現在仍然被市場經濟非常發達、私人財產很受重視的一些西方國家使用著，而且效果非凡。例如在荷蘭，房屋只要閑置一年以上，政府就可以安排無房戶免費入住;在法國，房屋閑置一年，政府會處以房價10%的罰款，閑置兩年，再處以房價12.5%的罰款;在瑞典，空置房會被政府推倒，或者直接征收為公共租賃房;在丹麥，住房閑置時間超過兩個月，政府就會強迫其房主免費出租。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這些國家的房價收入比會遠遠低于中國、房租占收入的比例也遠遠低于中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