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100多年里進行過多次北伐，均以失敗告終。離勝利距離最近的一次，當屬東晉末年劉裕領導的義熙北伐(公元416~418年)。宋辛棄疾的名句“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贊美的就是這次北伐。然而，和歷次北伐一樣，義熙北伐最終也草草收場，功敗垂成。對此，歷來人們都覺得非常遺憾和惋惜，不過當時的“國際輿論”卻對這一結果早有預測，看得相當冷靜和清晰。

先說北魏的看法。北魏是東晉末年的頭號敵人。義熙十三年(公元417年)五月，北伐前鋒部隊攻至潼關，即將進入后秦，劉裕親率水軍從淮、泗入清河，溯黃河西上，進駐洛陽。這時候，東晉齊郡太守王懿投降北魏，并建議北魏乘劉裕駐兵洛陽之際，“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資治通鑒》第118卷，下同)魏主拓跋嗣聽了，有些蠢蠢欲動，而大臣崔浩則勸阻說，劉裕才能過人，所向披靡，“克秦而歸，必篡其主”，而“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到時候他就是想守也守不住，所以還是靜觀其變為好。拓跋嗣這才打消了阻撓劉裕伐秦的念頭。

再說夏的判斷。比北魏更早、更精僻地對劉裕北伐作出判斷的，就是位處后秦北方的夏。夏王赫連勃勃聽說劉裕北伐后，言簡意賅地對群臣說，后秦的姚泓不是劉裕的對手，劉裕必然會攻取關中，“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所以很早就秣馬厲兵，訓養士卒以備戰。

事態的發展果然沒有脫出赫連勃勃的預計。義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八月，北伐大軍攻占長安，后秦滅亡。十二月，劉裕留下12歲的次子劉義真駐鎮關中，在三秦父老的嘆息失望中匆匆南歸。赫連勃勃的心腹大臣王買德聞聽后說：“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

赫連勃勃認為王買德的話很有道理，立馬揮兵南下。這時候，義真小朋友領導下的北伐大軍卻自亂陣腳，名將沈田子、王鎮惡等人先后在相互攻訐中死于非命，直鬧得“人情離駭，無相統一”。因此，赫連勃勃大軍一到，關中郡縣悉降于夏，長安成了一座孤城。義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十一月，赫連勃勃兵不血刃，占領了長安。

至此，義熙北伐不僅勝果蕩然無存，而且還元氣大傷。后人多對義熙北伐的功敗垂成感到痛惜，并從多方面總結失敗的原因。比如宋朝司馬光認為，劉裕之失敗是因為他讓王鎮惡和沈田子兩個相互猜忌的人留守關中，以至于產生內訌，使局面一發不可收拾。

不過，少有人注意到另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崔浩與王買德不謀而合地對劉裕北伐作出的基本判斷：北伐志在必得，不過伐秦并非劉裕的終極目標，他的目的實際上是改朝換代;秦被滅后，劉裕是守不住的，秦地最終會成為他人的地盤。

或許有人會說，這只是敵人的揣測而已，不足采信。殊不知，做如是觀者其實只是不愿意直面現實而已。早在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十一月，北伐大軍剛剛攻占洛陽，劉裕就急匆匆派出左長史王弘返回建康，諷喻朝廷賞賜九錫。九錫是皇帝賜給有杰出功勛的臣屬的九種禮器，屬于最高等級禮遇。王莽、曹操、司馬昭都曾被加九錫，因此九錫幾乎成了謀朝篡位的代名詞。

按說，北伐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劉裕卻急吼吼地要享受九錫之禮，意欲何為不是再明白不過的事了嗎？

可見，北伐這面光復故土的大旗確實讓太多的人熱血沸騰，但對劉裕來說，北伐還有另一層特殊的意義，那就是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北伐所取得的所有勝利果實，都會轉化為他篡位道路上的鋪路石;而一旦有任何對篡位產生不利影響并與北伐的進程產生矛盾的因素出現，北伐便可以被毫不吝惜地當成一顆棄子。因此，義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十二月，劉穆之病逝，原本尚有經略西北大志的劉裕感到朝中局面有可能失去控制，遂不惜放棄到手的勝利果實，匆匆東歸，從而將北伐勝果拱手拋棄。

北伐失敗了，敗在了劉裕將皇帝夢凌駕于統一河山的大業之上，敗在了爭權奪利的政治角逐之中。不過后來劉裕還是勝利了，因為北伐，他撈夠了足以讓他君臨天下的政治資本。兩年后，劉裕代晉建宋。史稱劉裕聞聽義真逃回建康后，“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后人無從知曉，彼時彼刻，他的心中除了對北伐的失利感到惋惜外，還有沒有對牢牢掌握朝廷大局的慶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