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八旗制度的日趨健全和完善以及努爾哈赤在軍事上節節勝利，先后平哈達，除輝發，亡烏拉，滅葉赫，統一了女真各部，大敗明朝官軍于薩爾滸，皇太極又在此基礎上出征蒙古，平定朝鮮，并與明朝展開了松錦大決戰，直至多爾袞輔佐順治率八旗勁旅入關，定鼎中原，八旗制度充分展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強大的戰斗力，以八旗制度為核心的滿洲共同體的行政效率空前提高，生產和生活中的合作意識得到無比的增強，民族凝聚力獲得極大加強。這是八旗民眾從感情和思想上主動接受八旗制度的階段，這個階段八旗人員對八旗制度產生強烈的歸屬感并且對自己所屬的群體給予積極評價，對八旗的軍事、行政和生產活動有較高的卷入程度。

旗人對八旗制度的認同主要來自于八旗制度為其成員提供了穩定的生活經濟來源，切實的安全保證，便捷的入仕升遷之道以及各項較民人更為優厚的待遇。為使八旗成員的經濟生活得到保障，八旗的最高統帥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如在入關之初即撥給八旗兵丁土地30畝，稱為“八旗兵丁份地”，規定凡是八旗壯丁差徭，糧草、布匹永停輸納，惟服兵役，使旗人可以專事披甲出征而不必為生計而忙碌，這很適合滿洲民族勇武善戰的天性，符合大部分旗人的興趣。八旗統轄下的成年男子出則為兵，入則為民，平日進行軍事訓練，戰時披甲出征，已經形成一支能征善戰的部隊，他們不再為遭到其他部落的劫掠和侵擾而擔憂，安全感和歸屬感得到增強。

滿洲、蒙古、漢軍八旗組織內部的官職名額，都有專為旗人預留的編制，如八旗的左右兩翼都有衙署，設翼缺;八旗各有衙署設旗缺;各旗內參領、佐領也都有各自的衙署，設有相應的官缺，從各所屬旗內揀選擔任;還有在八旗內通行揀選的官缺，即公缺，上述各種官缺均由旗人擔任。在旗人員還享有在各級政府機構中除授官職的編制名額，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旗人除可以占用八旗編制之外，還可以占用公共的編制。這為旗人提供了充分的建功立業機會，創造了展示才華的條件，凸顯出旗人的優越地位。

旗人綜合素質的提高受到極大的關注，旗人無論貧富都享有充分的受教育權利。八旗入關不久即開始建立各種八旗學校，如在北京設有宗室學、覺羅學、八旗官學、景山官學、咸安宮官學等等，在各駐防之地也都設立了八旗官學和八旗義學。八旗學校專收八旗子弟為學生，學習滿蒙漢文和騎射。八旗教育不僅使八旗人的文化體育素質有了進一步的提高，而且還從童年就培養了八旗子弟對八旗制度的接納、認同、欣賞、崇敬態度。旗人享受各種撫恤待遇，對陣亡、病故、殉職、殉節、致仕、孤寡等都有相應的撫恤規定[④]，對遭遇上述不幸的旗人除按例發給恤銀之外，還準予其子弟承襲一定等級的官職。旗人家中遇有婚喪大事，也可照例領取賞銀。這些舉措對維護八旗制度，鞏固八旗兵源，增強八旗的凝聚力發揮了重要作用，自然也增加了旗人對八旗的認同、親和態度。

身為旗人的八旗統治者對八旗成員的優厚乃至偏袒待遇還延伸到犯法的旗人身上。違法犯罪的旗人享受減刑的特殊待遇，藉此增強旗人對八旗制度的依附和感激。清代法律規定，滿洲、蒙古和漢軍旗人犯法，除死刑外，均準折刑，也就是減刑。如，處以徒刑或充軍流放的八旗犯人，免予發遣，徒一年者，只處以枷號20天;徒刑時間更長的按照這個規定逐次遞增，五年徒刑可以減刑為枷號60天。只有罪過大到開除旗籍的，才按照律條進行發遣。

清廷對任何民族的旗人都平等相待，使得八旗成員內部基本相互平等，并不會因為來自哪個民族而有所不同，雍正帝曾專門就此發布上諭：“從來治道，在開誠布公，遐邇一體，若因滿漢而存分別之見，是有意猜疑，互相漠視，豈為治哉！天之生人，滿漢一理”[⑤]。八旗內部也不會因為隸屬于不同的旗分而有尊卑貴賤的差異，即便是宗室覺羅也要依據所食采地之戶而分屬各旗。即使上三旗與下五旗之間確有不同，也是因為歸附時間早晚以及對八旗貢獻大小不同而產生的。況且，著有功績的八旗滿蒙漢大臣還享有換旗的資格，即原為下五旗的功臣可奉皇帝的命令抬入上三旗。八旗制度帶給旗人平等的地位，八旗制度填平了民族之間的鴻溝，消解了不同民族旗人對自己母體民族的認同，代之以對八旗制度的認同。

滿文的創制與通行不僅是滿族發展史上的劃時代事件，也是八旗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對于八旗成員認同八旗制度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滿文創立以前，女真人講女真語，寫蒙古文，這種語言與文字相矛盾的狀況嚴重制約著建州女真社會軍事和經濟文化的發展，更為嚴重的是，一個沒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必將被視為落后和愚昧的群體，在外被其他民族輕視，難以吸取和傳播其他民族的文化營養，對內不利于連結滿洲部民，傳承滿族文化傳統。滿文創制并獲得通行之后，提高了八旗人的文化素質，增強了八旗成員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滿文滿語成為團結滿洲通古斯各族的強有力紐帶，在促進八旗和滿洲共同體的形成以及旗人對八旗制度的認同感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