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之所以沒能成為另一個“南宋”，其原因無外乎內外兩個方面：

1、從外部來說：

南明所面對的滿清并非南宋所面對的金國能比。自公元1616年，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并建立大金國，到1644年，清軍趁明朝內亂而進入山海關，滿人用了不到三十年時間就征服了東北全境以及蒙古各部乃至朝鮮，并在與明朝的爭戰中逐漸占據了主動。

1644年5月，清軍在吳三桂的接引下入關占領北京后，以攝政王多爾袞為首的清廷審時度勢，接受漢官范文程、洪承疇等人的建議，定下了武力統一全國的方針。在用一年時間掃平了北方的大順軍和明朝殘余勢力后，清軍馬上于1645年躍馬跨過長江，攻取江南，一邊隨地設置官員，推行“以漢制漢”的統治，一邊對南明勢力窮追猛打，使驚魂未定的南明弘光朝廷沒有得到喘息的機會，終致一觸即潰。

這與南宋立國之初的形勢迥然不同：那時的金軍雖占領了北宋京城并俘獲了徽欽二帝，甚至幾度揮師南下進攻江南地區，還一度將剛剛成立的南宋小朝廷趕到了浙江沿海，但他們并沒有確定一統天下的目標和決心，往往是“搜山檢?！币环杂龃煺劬突剀姳狈?，并放棄了所占領的江南土地，使南宋轉危為安，逐漸恢復了與金國相抗衡的實力。

由此可見，清廷明確的戰略方針和有力的手段，是南明未能形成偏安江南的主要外部原因。

2、從內部來看：

南明在皇位繼統和大政方針等方面都錯誤連連，最終自取滅亡。

在皇位繼統方面，南明比之南宋，可謂先天不足，首先就輸了一著。南宋第一個皇帝高宗趙構，則是在金兵圍困東京時，由北宋最后一個皇帝欽宗趙桓親寫密信，派人送出圍城宣讀任命的天下兵馬大元帥，并在徽、欽二帝被俘往金國后登極繼位，自然也是名至實歸。然而，南明的第一個皇帝朱由崧卻是在群臣的鉤心斗角中勉強登上皇位的。朱由崧原是福王，封地在河南洛陽，為躲避李自成軍而逃到江南。在當時避居江南的明朝藩王中，朱由崧與崇禎皇帝的血統最近，又居于當時做為江南政治中心的南京附近的淮安，在倫序和地理上都處于明顯的有理地位，理當繼承明統。

但是，在當時的江南，東林黨人的勢力頗盛，而朱由崧的祖母正是萬歷朝時備受明神宗朱翊鈞寵愛的鄭貴妃，當年就是由于東林黨人的極力反對，神宗和鄭貴妃立朱由崧的父親朱常洵為太子的圖謀才沒能實現。東林黨人擔心朱由崧登極后對自己不利，因而極力反對擁立福王。而當時居于舉足輕重地位的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優柔寡斷，依違其間，導致朱由崧暗中勾結手握兵權的總兵高杰、黃得功、劉良佐和鳳陽總督馬士英突然發難，宣布擁立福王。

沒有掌握一兵一卒的史可法和東林黨人只得違心同意，迎立福王朱由崧。這一波折，不光導致了較有眼光和能力的史可法在朝廷中失勢，而且引發了弘光朝臣中東林黨人和擁立福王有功一派之間的互相攻訐，黨爭頻繁，而有“擁立之功”的武將們也挾兵自重，不聽調遣，從而使弘光朝沒能形成團結一致，共赴國難的局面，更談不上抵御清軍、收復失地了。

3、在大政方針方面：

弘光朝采取株守江南的政策，最終導致了覆滅。當時，清軍忙于在北方平定李自成的大順軍和各地抗清勢力，無暇南顧，河南、山東一帶清朝力量極為薄弱，對南明來說大有可為。如果弘光朝派軍抵進到黃河一線，即便不能北上驅逐清廷，也能對江南形成屏障，使清軍不能順利南下江南，偏安之局庶幾可得。史可法在給弘光帝的奏疏中就指出：“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p>

不少有遠見的朝臣也建議派兵恢復河南、山東，并聯合農民起義軍，共同抗擊清軍。但弘光帝和朝廷實權人物卻見不及此，他們對清軍畏之如虎，怕北上會激怒清廷，同時又不愿放棄對農民起義軍的敵視，希望借清軍之力“復仇”，因而滿足于眼前的“偏安”，只派兵駐防安徽和江蘇北部一帶，任憑山東、河南在一段時期內處于政權真空狀態，坐觀清廷消滅李自成的大順軍，鎮壓北方反清起義。

清廷得以鞏固自己在黃河以北的統治，之后能夠毫無后顧之憂地傾全力南下。弘光朝只存在了短短的一年就垮了臺，實屬咎由自取;而江南富庶之地的迅速失陷，使抗清復明的實力大大減弱，后來兩個南明朝廷被清軍驅趕壓制在浙江、福建、兩廣沿海和云南、貴州邊鄙之地，只能汲汲于自身的生存，根本沒有余力收復江南，更談不上偏安之局了。

反觀南宋之初，派高級官員到河南河北聯絡收編抗金起義軍，騷擾金國腹地，又派岳飛率軍收復鄂北重鎮襄陽，從側翼威脅南下金軍，從而有力地拱衛了東南之地。兩相比較，南明弘光朝的識短見拙真是昭然若顯。

當然，影響明清之交局勢發展的因素還有很多，比如清廷采取籠絡明朝士紳和“以漢制漢”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抗清勢力;明末許多官員腐敗自私，毫無氣節，甘于為清廷作“倀”;各地抗清勢力不相聯系配合，各自為戰，被清軍各個擊破;南明內部文臣武將目光短淺，常常爭權奪利，內耗不斷等等。

但是，最主要的因素還是上面所述的內外之因，而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弘光朝“以偏安保偏安”的方針政策的錯誤。十七世紀中期的中國沒有出現又一次的南北朝的局面，南明也沒能成為另一個南宋，主要是由南明自身、主要是弘光朝君臣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