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90年，晉武帝司馬炎去世，留下了一個統一僅10年的龐大帝國和一個“何不食肉糜”的癡呆皇帝晉惠帝。不幸的是，這個癡呆皇帝偏偏有一個又丑又兇、狠毒無比的皇后賈南風。晉武帝死后第二年，賈南風就與楚王司馬瑋合謀，殺死了晉武帝的老丈人、輔政的太傅楊駿，由此拉開了中國歷史上最無情的權力爭奪戰、歷時16年之久的“八王之亂”的序幕。

楊駿死后，朝政為汝南王司馬亮和衛瓘所主持，賈南風先是指使司馬瑋殺掉司馬亮、衛瓘，隨即又矯詔殺了司馬瑋。螳螂捕蟬，黃雀在后，正當賈氏一黨志驕意滿進而廢殺太子之時，趙王司馬倫與孫秀借為太子報仇之名，矯詔廢殺賈南風，除盡賈氏一黨。司馬倫專掌朝政后，仍不滿足，索性篡位自立。緊接著，齊王司馬冏聯合河間王司馬颙、成都王司馬穎起兵，滅掉司馬倫一黨，迎晉惠帝復位。不曾想，司馬冏獨攬朝政的位子還沒坐熱，僅過半年就被長沙王司馬乂所殺。然而，司馬乂重演司馬冏故事，掌權沒多久旋即被司馬颙、司馬穎以及東海王司馬越所滅。

這一次，上位的是司馬穎。接下來更亂，先是司馬穎為司馬颙所敗，再是司馬颙在與司馬越的對峙中敗下陣來，“八王之亂”最后以司馬越的獲勝而告終。不過，司馬越也并未笑到最后。“八王之亂”不僅耗盡了西晉的人力、物力、財力、兵力，也幾乎滅盡了西晉的精英集團，正當西晉內亂不已之時，劉淵等趁亂起兵，中國歷史進入最黑暗的“五胡十六國”時期。專權五年之后，司馬越在一片內憂外患中死去，尸骨未寒，就被石勒剖棺焚尸，宣告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

“八王之亂”堪稱中國歷史上權力斗爭的集中寫照和縮影。君臣反目，骨肉相殘，朝政失綱，后宮失序，爾虞我詐，朝云暮雨，各色人物你方唱罷我登場，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今天你殺人，明天人殺你，殺人的人再被人殺，一直到全部殺光為止。在這場權力爭奪戰中，無論賢愚，不分長幼，都如飛蛾撲火般爭相涌進權力的漩渦中心。比如，趙王司馬倫，盡管“素庸愚”、“頑鄙無識”，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對權力乃至對皇位的渴望。甚至卓識如陸機，雄豪如劉琨，才華如左思、潘岳等，早先都曾名列賈氏黨人賈謐“二十四友”之中，為人所詬病。賈氏一黨敗亡，“二十四友”雖然云散，但除左思避居、潘岳等被誅外，其他人仍未從權力斗爭中抽身而退。陸機兄弟不聽顧榮“還吳”勸告，先依司馬穎，又被司馬穎所殺，留下“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的長嘆。劉琨先結附于司馬倫，后依違于司馬冏，若不是后來戰歿沙場，亦難不讓人指為追逐權力之輩。可以說，權力如同一劑春藥，迷失了人的心性，使人不辨形勢，不明事理，前赴后繼，執迷不悟，義無反顧。

更讓人唏噓不已的是，一些原本屬于清流時望之士，在掌握權力之后，仿佛馬上變成了另外一個人，甚至讓人感覺，他們掌握權力的過程，就是“變質”的過程。比如，司馬亮史稱“清警有才用”，然而一旦專權，則權歸私門，“冠蓋車馬，填蓋街衢”，頓失時望。又如，司馬冏“少稱仁惠，好振施”，因眾心怨望起兵，振臂一呼響者云集，然而一旦專權，則“驕奢擅權，大起府第”，“耽于宴樂”、“沉于酒色”，“中外失望”，以至敗亡。再如，司馬穎“器性敦厚”、“眾望歸之”，然而一旦專權，則“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于(司馬)冏時”，尤其“僭侈日甚，嬖幸用事，大失眾望”。又如，司馬越“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然而一旦專權，則“專擅威權，圖為霸業……不臣之跡，四海所知”，同樣“大失眾望”，最后憂懼而死。權力又如同一劑毒藥，感染了每一個身陷其中的人，使之難以清醒，難以掙脫，猶如杜牧在《過秦論》中所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總之，權力真是個壞東西，不管是誰，只要沾著了就中毒，靠近了就錯亂。

當然，權力既不是春藥，也不是毒藥，與其說權力是個壞東西，不如說不受制約的權力才是個壞東西。回過頭來看八王的競相登場，每個人在出場之前無不躊躇滿志，然而一旦掌握權力后其表現卻又無不令人大失所望。這不禁讓人想起馬克斯？韋伯所說，與其將權力建立在個人魅力的“卡里斯瑪”權威之上，莫如建立在制度權威之上。盡管這種制度化了的政治可能缺少卡里斯瑪型政治那樣激動人心的獻身精神和英雄氣概，然而卻更穩定、更可靠、更安全、更具有可預期性。人性總是有弱點的，有弱點的人性加上不受制約的權力，想不變質都難。與其將權力的運轉寄希望于個人威權的自制(或者說開明專制、仁慈的獨裁者等)，不如寄希望于制度的約束。這是因為，個人威權的不可預測，根源就在于我們無法寄希望于其道德品性——事實上，其道德品性十有八九倒是不可靠的。個人的威權當然可能使事情變好，然而更多的情況卻是更糟，甚至其本身更可能成為問題的一部分乃至根源，而不是問題的解決之道。總之，權力這個東西，既可以造福，也可以作亂，關鍵在于是否將它鎖進籠子里，讓它戴著制度的鐐銬跳舞，而不是過于相信掌握權力者的道德自制。如是，可能也就不會有“八王之亂”這樣不斷重復的歷史悲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