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丞相李斯在歷史上是一個毀譽參半的名臣，一方面他助秦皇一統(tǒng)天下，頒法律，治萬名；另一方面，他伙同趙高立胡亥為帝，致秦于二世而亡，可謂罪孽深重。而他的人生轉(zhuǎn)折點就在秦始皇病逝后的沙丘之夜，在這個夜里，他為何變節(jié)？他在擔(dān)心什么？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途中病死沙丘后不久的一個夜晚，中書府令趙高非預(yù)約性地拜訪了丞相李斯。二人同朝為官多年，相識已久，但這次趙高可不是來喝茶閑聊的。他懷揣一個決定秦帝國命運的驚天陰謀：說動這位朝廷眼下最有權(quán)勢的人物與自己一起篡改遺詔，將先帝屬意并廣得軍心民心的皇位繼承人長子扶蘇和戰(zhàn)功卓著的大將蒙恬賜死，另立皇幼子胡亥為帝。這看起來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

先帝對李斯恩重如山。李斯原是楚國一縣政府的不得志小公務(wù)員，30多歲才移民到秦國，最初不過在相府當(dāng)個文案秘書。是秦王嬴政慧眼識才，將他一路提拔至丞相，且“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與皇室結(jié)成利益共同體。對始皇的知遇之恩，李斯念念不忘，忠心耿耿輔佐始皇帝成就統(tǒng)一天下之偉業(yè)，留下“千古一相”的美名。趙高雖是巧言之人，但李斯更是那個時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xué)家，兼雄辯高手。當(dāng)年他冒死上書“諫逐客令”，硬是說服了一向剛愎自用的秦王收回成命。趙高想憑“忽悠”搞定李斯，應(yīng)該比登天還難。

可讓歷史驚詫的是，爭辯了沒幾個回合，李斯居然乖乖就范。大秦帝國的喪鐘就此敲響。2000多年來，后人無不將李斯沙丘變節(jié)的原因歸結(jié)為一個“貪”字：貪戀已得的權(quán)勢富貴，保住自己的相位。唐朝詩人胡曾為李斯墓題的詩句，“功成不解謀身退，直待咸陽血染衣”，代表了世人的普遍看法。

這真是大大地冤枉了李斯！當(dāng)時李斯已70多歲，在那個年代已屬古稀之人了。作為大儒荀子的高足，李斯深知盛衰相循的哲理。他何苦要以大逆不道、背叛先帝的巨大代價，換一個沒幾年干頭的相位吶？其實，若稍稍考察一下秦國的政治制度和官場生態(tài)，就不難發(fā)現(xiàn)，李斯沙丘變節(jié)的真正原因，其實是一個“怕”字。

李斯怕的，當(dāng)然不是小小的“辦公廳機要秘書長”趙高和本與皇位八竿子打不著的胡亥，而是趙高點出的嚴(yán)酷事實：“高固內(nèi)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余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于鄉(xiāng)里，明矣。”——《史記·李斯列傳》

真是字字驚心啊！趙高是小人，但此番話卻句句是真。商鞅，這位李斯最尊崇的法家先輩，原亦外籍人士，靠著秦孝公的寵信，鐵腕變法，使秦國迅速崛起。可老王一死，就被新君以謀反罪車裂除掉。另一位名相呂不韋，本是商業(yè)巨子，憑著高超的政商運作，楞是把在別國當(dāng)人質(zhì)的秦始皇之父由“垃圾股”炒成王位繼承人，從而為嬴政繼位鋪平了道路。呂不韋當(dāng)政期間，大搞“呂氏春秋”等文化工程，為秦國擴張“軟實力”，李斯本人就是在那時被他引進并推薦給秦王的人才。可“呂伯樂”后來也在劫難逃，被曾尊他為“亞父”的秦王嬴政罷相，趕回邊遠的封地。幾年后縱使風(fēng)燭殘年，嬴政仍不放過，派使者千里迢迢，用一杯御賜毒酒要了他的老命。還有為秦國強盛立下汗馬功勞的名相甘茂、范雎、張儀等，也遭秦王猜忌，幸好他們及時察覺出走他國，方才保住性命。

丞相在秦國咋就成了高危職業(yè)了呢？都是法家惹的禍。自秦國重用商鞅以法家理念治國，秦王便獲得了絕對的專制特權(quán)，過上了各國君王中最爽的日子。“天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他不僅不受下民的監(jiān)督，也沒有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諸侯、貴族和神職人員的制約。難怪繼位的新君對商鞅個人恨之入骨，但對商君之制卻受之若飴，照行不誤。在無限制的君權(quán)下面，根本沒有獨立司法制度存在的余地。臣民的獲罪生殺予奪，只在君王的一念之間。丞相統(tǒng)轄百官，總理朝政，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若既有才干政績又有不臣之心，那可是對至尊皇權(quán)的最大威脅。因此，失去秦王的寵信，丞相就大難臨頭了。即使想回歸平頭百姓也不可得，必得將你肉體消滅，斬草除根。因為你的門生故吏還在，影響力還在，東山再起的可能性就在，君王怎能放心？

法家開創(chuàng)的這種絕對專制制度，把丞相活活變成了君主老虎身邊的獵物。君主的寵信，是丞相和其他高官們唯一的護身符。始皇暴卒，李斯的護身符也隨之突然作廢。它會被可能的新皇扶蘇續(xù)簽嗎？答案是否定的。這正是李斯恐懼之源。

李斯與扶蘇素?zé)o私交，且政見相左。李斯曾力挺秦始皇“焚書坑儒”，扶蘇卻苦諫阻止，為此還被父皇一怒之下趕到蒙恬統(tǒng)帥的長城兵團“下放鍛煉”。若放在戰(zhàn)國時代的別國，李斯大不了在新主上臺之后“被退休”，回老家安度晚年。可在尊崇法家的秦帝國，李斯卻只有死路一條。在法家的政體設(shè)計里，沒有丞相的“退場機制”。因此，保寵保相位即是保命，而且是保全家族的命。李斯博古通今，本人又曾任秦國最高司法長官廷尉多年，對這血跡斑斑的“丞相落難史”豈能不知？他本與扶蘇有隙，且從政數(shù)十載，哪能沒有一點把柄落在政敵手里？若新皇再翻出韓非遭他讒言遇害的老賬一起清算，李斯又將如何自處？甘茂、范雎、張儀當(dāng)年尚可亡命他國，可如今大秦天下一統(tǒng)，他又有哪里可逃呢？就算李斯不惜自己這條老命，可秦有“夷族”和“連坐”的酷法，他子孫及三族百余口人身首異處的后果他不能不管吧？難怪一經(jīng)趙高點明，李斯就方寸大亂，最后竟不顧丞相的臉面，哭將起來。

他是真的怕了，是那種膽顫心驚的怕。與其說是懼怕扶蘇，不如說是懼怕秦國那種沒有司法獨立的專制制度。此刻趙高帶來胡亥讓他續(xù)任丞相的許諾，無疑就是對他整個家族的免死牌，李斯又怎能拒絕它的誘惑呢？

以嚴(yán)刑峻法讓高官們?nèi)巳俗晕＃诨蕶?quán)面前恐懼顫抖，并不純粹是秦王的個人性格和作風(fēng)使然，而是法家體制設(shè)計的本意。只有這種滲入骨髓的恐懼，才能使高官們絕對屈從于君王的絕對權(quán)威，不敢有謀逆犯上的非分之想。這就不難理解，在秦廷上下，“懼怕”成了一種流行病。因為他們明白，一旦君王翻臉，沒有一個公正獨立的司法制度來作他們的擋箭牌。大將章邯，這位秦朝風(fēng)雨飄搖中的最后頂梁柱，就是害怕趙高向秦二世進讒言獲罪，竟投降了被他在作戰(zhàn)中殺死叔父的勁敵造反派項羽。而趙高本人，也是因為與扶蘇的心腹蒙恬有仇，害怕扶蘇上位后遭報復(fù)，才策動了沙丘政變。后來因為懼怕二世問他鎮(zhèn)壓反秦義軍不力之罪，竟索性將他當(dāng)年拼死擁立的新皇一刀殺掉。當(dāng)下層老百姓如陳勝吳廣這些戍卒們面臨誤期殺頭的危險，出于恐懼揭竿而起的時候，不可一世的大秦王朝的日子就到頭了。原本是確保皇權(quán)永續(xù)的設(shè)計，卻導(dǎo)致了二世而絕的后果，這恐怕是法家先賢們所始料未及的。

秦國因法家而強大，因法家而亡，可謂是冥冥中自有天意。經(jīng)歷過法家的創(chuàng)傷之后，歷代統(tǒng)治者開始采用外儒內(nèi)法的方式對統(tǒng)治思想進行包裝。這也是秦始皇所意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