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慶祝活動最多的節日莫過于新年前后，而民間貼福的風俗習慣，就是與清代皇帝在新年時賜福字的慣例息息相關。其實，民間貼福的習俗源自一個有趣的傳說。

相傳，西周取代殷商之后，姜太公持榜封神之時，各路神仙都已經封神就畢，但是，姜太公的那位十分惡性的夫人也來討要神位，太公無奈之下，只得封他的夫人為“窮神”，并規定凡是貼了“福”字的地方便不能去。

于是，老百姓便家家貼“福”、燃放鞭炮，驅趕這位不受歡迎的“窮神”。無論最初選擇貼福的動機如何，現在，“福”就是幸福的代名詞，貼上福字就意味著福緣滾滾，福氣興旺，一個字寄托了人們對幸福生活的所有向往。

既然每逢節日貼“福”已經成為了一種傳統的民俗習慣，那么，一向遵循“與民同樂”原則的皇室貴族不會錯過這個展示皇恩浩蕩的機會。皇帝親筆手書“福”字，并下賜群臣。

這無疑代表了莫大的恩惠與信任，且緊緊的貼合了民間的習俗傳統，并體現了一定的精神境界，要比賞賜金銀珠寶有格調的多。

根據清代昭梿所著的《嘯亭雜錄》對福字的記載“定制，列圣于嘉平朔謁闡福寺歸，御建福官，開筆書福字箋，以迓新禧，凡內廷王公大皆遍賜之。翌日，上御乾清宮西曖閣，召賜福字之臣入跪御案前，上親揮宸翰，其人自捧之出，以志寵也。

其內廷翰林及乾清門侍衛，皆賜雙鉤福字，蓋御筆勒石者也。其余御筆皆封貯乾清宮，于次歲冬間，特賜軍機大臣數人，謂之賜余福。”可見，皇帝寫福字下賜群臣已經成為清代皇帝特有的年節賞賜。

清康熙皇帝是第一個清代皇帝手書“福”字下賜群臣的典例，皇家認為，十二月是進入年終的月份，也是人們祈望吉祥、驅避邪魔、以圖本年得到一個圓滿的終結的時刻，人們要滿懷欣喜地恭候、迎接新年。

所以，自康熙朝始，每年十二月初一日，皇帝在內廷要親自御筆書“福”字，所寫出來的第一個“福”字要懸掛于乾清官正殿，其余張貼宮廷內苑各處，以及頒賜后妃近侍、王公寵臣、內廷翰林等。此后，清宮御賜“福”字儀式成為典制。

雍正時期，每年臘月底，雍正都要手書“福”字，有“年來冬月封印以后，政務略有余閑，朕手書‘福’字賜內外大臣，諸臣奏謝皆稱受朕賜福之恩”之渝。此后，皇帝的手書“福”、“壽”字不僅張貼在宮苑各處，而且還會頒及各直省將軍督撫等，后朝均沿襲下來。

乾隆皇帝更是講究書“福”之典制，并且在御書“福”字之前，還必先到闡福寺拈香，然后再到重華宮內漱芳齋大書“福”字。乾隆賜“福”的事例很多，此朝當了三十一年尚書的王際華，積歷年所得共二十四幅福字，裝婊懸掛，名為“二十四福堂”。

嘉慶皇帝一向標榜自己是“以皇考之心為心”，寫“福”字頒賜，當然也恪遵前代成例。他曾御制書“福”聯句詩，談及除御書第一“福”字懸掛于乾清官正殿外，還要在宮苑張貼近20幅“福”字。

不僅如此，嘉慶皇帝在書“福”字之余，又別書五、七言至十三言朱紅云龍箋對聯，及“宜春迎祥”、“宜人新年”、“一年康泰”等字，不下百余幅。這些吉語被張貼在各處宮苑，皇宮里滿是吉祥如意。

同治皇帝不但寫“福”字頒賜近臣或張貼宮內，而且還花樣翻新地寫“壽”、“龍”、“虎”、“福祿壽”等字張貼在宮廷院落內。

皇帝親筆所寫的“福”、“壽”字幅，其中間為一火焰升騰的銀色火珠，周圍以流云紋纏繞，其紅絹制作得分外精美雅致，以黑墨書寫的“福”、“壽”字形，恰在四條龍紋菱形之中間，顯得字體十分飽滿大方，作品精致喜慶。

清代皇帝賞賜王公大臣等官員“福”字時，皆在十二月二十日后，御賜“福’’字儀式在乾清宮或重華宮舉行。屆時得到皇帝御賜“福”字者，每年十余人或不及十人，受賜者依次跪在案前，仰瞻皇帝御書“福”字，叩首謝恩。

兩名御前太監同持“福”字箋而出，受賜者再在“福’’字下面叩謝，寓滿‘身都是“福”之意，再恭捧退下。王公，大臣等官員均以得到御賜“福”字為幸事。當然，皇帝賞賜的“福”字何其珍貴，自然不會拿去貼在門上，而是要精心裝裱，然后供奉起來，以示對皇帝恩澤的敬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