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在中國歷史上橫空出世，是一個歷史奇跡。在一個男權社會里，怎么會出現一個女皇帝呢？皇帝制度的彈性，因此可以確定。

但是，成功地獲得皇位的武則天，身后卻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圍繞武則天的評價，妖魔化一直占據著傳統史學的主流地位。在一系列妖魔化武則天的歷史記述中，“武則天殺死了自己的親生女兒”就是典型的事件之一。

從簡至繁的記錄變遷

大約在永徽四年，武則天為高宗生下一個公主，但是這個公主不幸而夭折。公主之死，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最開始的記載是很簡單的，《唐會要》卷三“天后武氏”條下是如此記載的：“昭儀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殺之，上遂有廢后之意。”當時的武則天是昭儀，屬于皇帝九嬪之首，正二品。這是武則天跟唐高宗所生的第二個孩子，第一個是長子李弘。

根據《唐會要》的這個記載，武則天和高宗所生的公主確實夭折，因為不知道死亡原因而且死得突然，所以稱作“暴卒”。武則天充分利用了公主之死，采用悲情主義的訴求方法，把公主之死的責任推給自己的情敵王皇后。高宗看來是受到了武則天的影響，開始萌生廢黜王皇后的念頭。

《唐會要》一書，雖然是北宋王溥編輯的，但是吸納了唐德宗時期蘇冕四十卷的《唐會要》和唐宣宗時期崔鉉的《續會要》，所以保存唐代國史資料比較多，向來為學者所重。這里的記錄，也相對穩重。當時，王皇后聯合蕭淑妃與武則天斗法，武則天悲情主義的戰斗技巧適合當時的情況，因為畢竟是母親喪女，說一些喪失理智的話是可能的，而高宗看見受傷的母親，也很可能同情心上涌。

但是，高宗新生公主夭折一事，《舊唐書》卻沒有任何正面提及，但是在則天皇后本紀的史臣曰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武后奪嫡之謀也，振喉絕襁褓之兒，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婦之恒態也。”其中，后一件事是指武則天殘酷對待失敗了的王皇后和蕭淑妃，而前一件事“振喉絕襁褓之兒”，可能就是指扼殺親生公主的事。《舊唐書》成書于后唐出帝開運二年(945)，先后編寫用了四年時間。為什么這件事沒有寫入《舊唐書》的正文，而是用“史臣曰”的方式表達出來，沒有確鑿證據，推測起來大概這個時候已經有了武后殺親生公主的說法，但是不能坐實，只好用這種更具有個人意見的方式表達出來。

《舊唐書》這種比較概括的說法，到了《新唐書》中凌空一躍，變成了非常具體生動的描寫。《新唐書·后妃列傳》的文字是這樣記載的：“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為歡言，發衾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相讒媢，今又爾邪！’由是昭儀得入其訾，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在這里，公主之死的過程詳細而生動。

《資治通鑒》的記載，直接繼承了《新唐書》，文字如下：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訴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

仔細比較，《資治通鑒》這段文字基本采自《新唐書》。皇后看望新生公主，離開以后，武則天偷偷殺掉公主，然后偽裝現場。唐高宗到場，武則天假裝歡笑，掀開被子，發現公主已經死亡。詢問左右，大家都說剛才皇后來過。于是皇帝大怒，認為是王皇后“殺吾女”。王皇后自然無法解釋，于是皇帝開始產生廢立皇后的念頭。以上基本情節，兩書都是相同的，而且細節越發生動詳細。

但是，細節越生動越詳細，越發引人懷疑。且不說《通鑒》對《新唐書》這種細節修改，已經使得過程發生變化。我們要問的是，傾向合理化的修改，意圖是什么呢？可是，細節如此考究的《通鑒》，在描寫這件事的時候，卻沒有比較清楚的時間定位，因為《通鑒》把此事放在永徽五年的年底來敘述，按照《通鑒》的體例，說明此事具體日月不清楚。作為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是這類史書的典范，對于歷史事件時間定位的重視，《通鑒》也是典范。可是，在公主之死的問題上，《通鑒》可以花筆墨修改《新唐書》看上去不夠合理的文字，為什么在更重要的時間定位問題上沒有給出更具體的坐標呢？答案是無法清晰的，但是《資治通鑒》對此事信息的掌握看來是有限的，以致于重要的時間定位都不能給出，只能在《新唐書》的基礎上對細節進行“合理化”的修改。

從以上的這些記載，我們可以發現，公主之死的文字記錄，有一個由簡至繁的變遷過程，在該過程中，重要的信息如事件發生的時間沒有進一步的信息，但是細節反而越來越清晰。在中國古史研究中，曾經有過一個“層累地構造學說”，意思是古代的歷史隨著時間而越來越清晰，恰好證明是后人締造的結果。文學史上也有類似的問題，作品在流傳的過程中被不斷地加工和創造，最后的模樣與初始狀況相去甚遠。那么宮廷秘史，是否也有這種規律呢？所有的當事人都沒有留下記錄，那么后人是通過什么途徑反而獲得了更多的細節呢？所以，在今天，當我們面對的歷史事實，有著一個由簡至繁的描述過程的時候，我們至少可以提出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