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蘇的最初歲月

1925年10月19日，蔣經國搭乘“遠東”號貨輪從上海出發，低達海參崴，再改坐火車經西伯利亞，于11月底到達莫斯科。與他同去的有廖仲愷之子廖承志，葉楚愴之子葉南，邵力子之子邵志剛，于佑任之女于芝秀和女婿屈武，馮玉祥之子馮洪國和女兒馮弗能等22人。

莫斯科中山大學位于莫斯科沃爾霍夫大街15號，是1925年蘇共中央為紀念已故的孫中山先生而創辦的，專收中國留學生，目的是為中國革命培養干部。當時正值國共第一次合作，留學生由國共兩黨共同推薦，鄧小平、張聞天、左權、王明和徐君虎等都曾是蔣經國在中山大學的同學。

蔣經國留蘇前還有一段小插曲：1925年蔣經國正在北平吳稚暉所辦的“海外補習學校”學習俄文，因參加反對北洋政府的游行示威，被北平警察局關押兩周，獲釋后他來到廣州黃埔探親。當時進步學生都以赴蘇聯留學為榮，黃埔軍校正派一批學生赴蘇留學，但都要人保薦。蔣經國與幾位朋友決定申請，并要求吳稚暉推薦。吳稚暉問他為什么想遠適異國，蔣經國答說：“為了革命。”吳大笑：“革命就是造反，難道你不怕嗎？”蔣經國表示不怕，吳稚暉告訴他：“革命不是這么簡單的吧？你要去考慮一下。”兩星期之后，蔣經國又找吳稚暉，表示依然要去莫斯科。

蔣經國要去蘇聯留學，作為父親，時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是怎樣的態度呢？由1925年10月1日蔣介石在日記里的簡單記述可見一斑：“我再次提示經國，我決定允許他到蘇聯進修。”

蔣經國與黃杰

剛滿15歲的蔣經國在父親蔣介石的允許下，和另外一些青年到蘇聯留學，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讓他始料未及的是，這一去竟是整整12年，直到1937年才攜妻帶子返回祖國。這期間，蔣經國曾三次向蘇聯當局提出回國請求，前兩次都未獲批準。最后一次，由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在中國共產黨的協調下，蔣經國才實現了回國的愿望。

初到莫斯科，蔣經國表現得既興奮又好奇。據蔣經國的同班好友徐君虎回憶：當時蔣經國在所有中大的同學中年紀最小，個頭不高，只有一米五多一點，但粗壯墩實，經常穿一件夾克式工人服，戴著鴨舌帽，走起路來蹦蹦跳跳，整天無憂無慮，非常活躍。見到同學就主動伸出手來，操著寧波口音說：“我叫蔣經國，我們是同學啦！”

來到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蔣經國及其同學好像進入了一個自由的世界，呼吸著新鮮的空氣，過去不敢公開大聲歌唱的“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曲，現在可以盡情地唱了，革命的熱情和青春的活力在這里迸發出來，他們渴望中國將來也能像蘇聯一樣。

中山大學開設的課程除俄文、歷史、哲學外，還有馬列主義和軍事科學等。學校里的革命氣息很濃，把政治教育放在第一位，在飯堂的墻壁上掛著“中俄聯合萬歲”、“中國革命成功萬歲”的口號。有一次，蔣經國很奇怪地問一位俄國朋友：“為什么紅軍所穿的衣服和戴的帽子，并不是紅的？”朋友告訴他：“我們蘇聯稱自己的軍隊為紅軍，是在主義方面講的，共產主義旗幟是赤色的，我國軍隊是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所以稱為紅軍。”事后蔣經國為自己的幼稚和無知而感到非常慚愧。

從此，他一改過去愛交往的性格，一有空就拿起書看，特別愛看馬列的書，并擔任學校墻報“紅墻”的編委，負責墻報稿件的收集、編輯和出版工作。他經常在墻報上發表文章，曾在一篇“革命先革心”的評論文章中，號召“大家站在革命陣線上，鞏固中國及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組織，爭取中國的獨立，在中國建立起蘇維埃政權。”此文獲得校方的充分肯定。

1925年12月，蔣經國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他以滿腔熱情投入學習，不但成績優異，而且積極參加各項活動。

剛滿15歲的蔣經國在父親蔣介石的允許下，和另外一些青年到蘇聯留學，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讓他始料未及的是，這一去竟是整整12年，直到1937年才攜妻帶子返回祖國。這期間，蔣經國曾三次向蘇聯當局提出回國請求，前兩次都未獲批準。最后一次，由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在中國共產黨的協調下，蔣經國才實現了回國的愿望。

兩次請求回國遭拒

1927年4月，蔣經國在中山大學畢業，他向蘇聯當局提出申請，要求回國，準備把所學的知識和革命熱情帶回國內。恰在這時，中國國內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蔣介石公開背叛革命。

消息傳到蘇聯，中山大學群情嘩然，人們把憤怒的目光對準了蔣經國。

出乎大家的意料，蔣經國的態度非常堅決，公開批判蔣介石的“清黨”政策。在一次中國青年的會議上，他跳上講臺用顫抖的聲音不斷地高呼“打倒蔣介石！”“打倒反革命蔣介石！”并發表演講：“我在這里不是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而是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兒子來講話的。”4月24日，蔣經國在《人民論壇報》發表公開聲明：“蔣介石已經結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國工人大眾的敵人。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經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是我的敵人了。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著革命走。”這份聲明被塔斯社譯成多種文字廣泛散發。

蔣經國的表現，使他得到同學和蘇聯人們的尊敬。這個聲明發表后，莫斯科的居民帶著極大的關注詢問留學生：“蔣介石的兒子在哪兒？”一時間，蔣經國名聲大噪，婦孺皆知。

“四一二”事變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與蘇聯中斷關系。7月，蘇共中央將中山大學學生中的國民黨員大部分遣返回國，留下的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一部分思想進步的國民黨左派分子。蔣經國由于表現突出，更由于他的特殊身份，蘇共中央決定把蔣經國留下來，并保送到列寧格勒的紅軍軍政學校學習。并批準他為預備黨員。

蔣經國第一次回國的愿望，因為蔣介石背叛革命而未能實現。

剛滿15歲的蔣經國在父親蔣介石的允許下，和另外一些青年到蘇聯留學，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讓他始料未及的是，這一去竟是整整12年，直到1937年才攜妻帶子返回祖國。這期間，蔣經國曾三次向蘇聯當局提出回國請求，前兩次都未獲批準。最后一次，由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在中國共產黨的協調下，蔣經國才實現了回國的愿望。

多年后，蔣經國在回憶錄中稱當時譴責父親的行為是迫于壓力，如果不這么做，怕遭到斯大林等人的迫害，這話的可信度值得懷疑。而事實上，當時17歲的蔣經國，血氣方剛，對共產主義學說接受較快，在紅色教育的熏陶下，已是一位徹頭徹尾的熱血青年，對于政治的熱情完全壓倒了父子親情。在這種心里狀態下，大義滅親是完全可能的。

蔣經國在蘇聯的表現是蔣介石事先沒有想到的。兒子出國的目的是想到“世界革命的圣地”——蘇聯學習先進的革命知識，而對于父親來說，讓15歲的兒子去社會主義國家留學，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

1924年國民黨重新改組后，實行“聯俄、聯共、扶肋農工”的政策。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8月廖仲愷被刺，胡漢民被趕走，許崇智被解職，使蔣介石和汪精衛成為國民黨內的首要人物，蔣介石當時的地位，由于他在支持聯俄時得到鮑羅廷(原孫中山的蘇聯顧問)的擁護這一重要情節而得到加強。盡管當時國民黨內有戴季陶等人的強烈反對，蔣介石還是標榜“以俄為師”、以“革命左派”自居，為繼承孫中山的大政方針，他采取結納蘇聯的立場，讓兒子蔣經國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求學。

蔣經國告別莫斯科，來到列寧格勒的紅軍軍政學校學習。這時他的周圍大多是蘇聯人，上課也不用翻譯，待遇要比中山大學高，每月有四五十盧布零花錢。

1930年5月，蔣經國以全班第一名成績畢業，他第二次向當局提出回國請求，準備用自己所學的本領來幫紅軍打蔣介石。此時，正值蔣介石調集十萬大軍第一次圍攻江西中央紅軍，當局對蔣經國采取不信任的態度，再一次拒絕他的要求。他又申請參加蘇聯紅軍，結果也被拒絕了。

為此，斯大林專門召見了蔣經國。見面后，斯大林只談家常，卻只字不提回國之事。根據《蔣經國傳》作者江南的說法：“斯大林的眼光，畢竟高瞻遠矚。內爭，托洛茨基不是對手;戰斗，羅斯福也差之甚遠。就斯大林而言，蔣經國是一顆棋子，掌握了這個棋子，將來時機來臨，和蔣介石打交道，即能待價而沽。”從此蘇聯政府將蔣經國交由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安排。

1930年6月，中共代表團派他到列寧大學(原中山大學)擔任中國學生的助理指導，帶領中國學生去外高加索、烏克蘭等地參觀。

剛滿15歲的蔣經國在父親蔣介石的允許下，和另外一些青年到蘇聯留學，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讓他始料未及的是，這一去竟是整整12年，直到1937年才攜妻帶子返回祖國。這期間，蔣經國曾三次向蘇聯當局提出回國請求，前兩次都未獲批準。最后一次，由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在中國共產黨的協調下，蔣經國才實現了回國的愿望。

在一次會議上，蔣經國口頭上批評駐莫斯科代表團團長陳紹禹(王明)，結果共產國際人員就讓他帶了一匹馬和一些農具，下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村勞動。

蔣經國曾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這段農村生活：“剛到村中的時候，因為我是外國人，沒有一家肯借床鋪給我，第一夜我就睡在教堂的車房里。”后來，“我所住的是一間草屋，每天吃的是洋芋艿、黑面包、鹽三種食品，房間是由幾十塊木板搭成的，在牛間的旁邊，我的床是由四塊板二張木凳擱成的。”村民初見他時用一種挖苦的口氣說：“你們是只知道吃面包，而不能做工的人。”他暗下決心，一定要做出成績來。到農村的第二天，他就下地耕田，接連耕了五天，得到農夫們的信任，后來又幫助村里解決不少難題，一個月后被村民選為農村蘇維埃副主席。

1932年10月，蔣經國被召回莫斯科待命。1933年春，王明又派蔣經國到條件極艱苦的阿爾泰金礦，掏金、挑柴。10月，蔣經國被分配到斯夫洛斯克的烏拉爾重型機械廠。開始，他干著修馬路、抬機器、砍樹伐木的苦力活，沒過多久就升為技工，又由技工轉為技師，因為他干活不怕吃苦，一年后晉升為副廠長，并擔任工廠機關報的主編。

在這里，蔣經國結識了俄羅斯姑娘芬娜。1935年3月15日，蔣經國25歲，芬娜19歲，在一個小小的宿舍里，他們舉行了簡樸的婚禮。一年后他們有了第一個兒子蔣孝文。

在烏拉爾將近四年的生活里，蔣經國的生活與旅蘇中國學生完全隔離，他的生活舉止跟俄羅斯人沒有兩樣，他與芬娜過著艱苦而又幸福的生活。對于何時能回國，已經不是他能決定了的。盡管他也很想回國，尤其是思念他的母親，回想來蘇聯前到溪口與母親告別時，毛福梅顛著小腳是送一程、哭一路，心中更是莫名的惆悵。他在一封信這樣寫道：“我沒有一天不想吃一些我長久沒有吃到的家里燒的菜。”此時，回國對他來說，似乎是很遙遠的事。

返回祖國

事情出現轉機是由于“西安事變”的爆發。1936年12月12日，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蔣經國聽到這一消息十分著急，立即寫信給蘇共領袖斯大林，請求返國探親。這是蔣經國第三次請求回國。

剛滿15歲的蔣經國在父親蔣介石的允許下，和另外一些青年到蘇聯留學，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讓他始料未及的是，這一去竟是整整12年，直到1937年才攜妻帶子返回祖國。這期間，蔣經國曾三次向蘇聯當局提出回國請求，前兩次都未獲批準。最后一次，由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在中國共產黨的協調下，蔣經國才實現了回國的愿望。

對于“西安事變”，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積極促成和平解決。在張學良和楊虎城的邀請下，周恩來來到西安與國民黨談判。據張國燾回憶錄中說：“他(指周恩來)的陳詞，曾使蔣氏的心情漸平靜，似也相信周的真誠。周恩來根本沒有說要蔣介石在八項主張上簽字的話，只是在氣氛輕松的時候，請求蔣氏的指示，并與蔣氏略敘家常。說到其子蔣經國在蘇聯頗受優待，蔣氏露思子之意。周氏即滿口答應，助他父子團聚。”

從內心講，蔣介石對兒子是“思之又恨之”，盡管蔣經國在蘇聯寫信反對過他，但兒子最終還是親骨肉。在蔣經國11歲那年，蔣介石曾說過：“經兒可教，緯兒可愛。”對于兒子，蔣介石是寄予厚望的。在國民黨與蘇聯斷交期間，他曾多次求助第三國際，想把蔣經國弄回來，但都失敗了。1936年初，蔣廷黻任國民黨政府駐蘇聯大使，行前，蔣介石委托宋美齡轉告蔣廷黻，希望他能幫助尋找蔣經國。“西安事變”時，與人談起兒子蔣經國，蔣介石明顯流露思子之情：“經兒赴蘇十余年，現杳無信息，他生母日日燒香許愿，盼望兒子回家。唉！十二年不見面了！”

周恩來通過中共駐莫斯科代表潘漢年，把蔣介石的思子之情轉達給斯大林。

而此時，日本持續增兵東北，東京參謀本部一直將對蘇作戰視為主要戰略目標之一。這種情況迫使斯大林拉攏國民黨政府，期待國民黨軍隊能將日軍擋在蘇聯境外。所以，“西安事變”爆發后，斯大林的態度是：“中共應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利用這一時機與蔣介石作友好的商談，促使其贊成抗日，并在有利和平解決的基礎上，自動將蔣釋放。”

1937年3月，蔣經國接到回國的通知。斯大林還特地召見了他，當他再一次來到克里姆林宮時，盡管斯大林還是那么威嚴，但他說話時那種和藹可親的神情還是讓蔣經國的心情放松下來。斯大林對他說：“你雖然在蘇聯已經十二年了，但你是個中國人。你們國家和人民正遭受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奴役，你應該回中國去，為你們國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奮斗。”

蔣經國啟程回國前，國民黨政府駐莫斯科大使蔣廷黻在大使館設宴為他餞行。就在這一晚，蔣經國的身份實現了根本的轉換，由過去的學生、農夫和工人迅速轉為“蔣太子”，出身普通工人家庭的俄羅斯姑娘芬娜也正式進入中國的“第一家庭”，成為蔣方良。人們眾星拱月似地對蔣經國夫婦曲意奉承。

1937年3月25日，蔣經國帶著妻兒踏上了回國的旅途，4月中旬抵達上海。一星期后，蔣介石和宋美齡在杭州一座名叫“澄廬”的湖濱別墅會見了闊別12年的兒子。隨后，蔣經國又帶著妻兒回到溪口拜見生母毛福梅，母子相見，止不住抱頭痛哭。對于毛福梅來說，兒子是她活著的理由。在以后的半年時間里，蔣經國奉父親的旨意，靜心讀書，進行“洗腦”。蔣介石想用傳統文化來徹底清除兒子腦中的紅色殘余。從此，蔣經國開始了他的另一條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