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滅亡最根本的原因是內憂外患，并不是因為譙周的勸諫，如果真要說誤國的話，個人認為諸葛亮和姜維誤國的層次更重一些，筆者不是不尊重諸葛與姜維，畢竟諸葛與姜維忠心為國的事跡世人皆知，然而其六伐九出耗盡蜀漢的國力，誤國之嫌非常大。很多人認為，蜀漢的地域狹小，不六伐九出怎么能夠擴大蜀漢的土地呢？俗話說：“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們不妨將這個“人”講成是民心如何？即使蜀漢地小民乏，但是只要蜀漢君臣民同心同德又怎么會被曹魏所滅呢？東吳抗曹，曹操強大，孫吳弱小，也沒有把孫氏滅掉嘛。當然筆者的意思不是偏安一隅，魏國是要伐的，但并不是如此頻繁的伐，而是修內政，明得失，后待機而動，世人豈不知弱秦統一天下六國之故事，由此觀之，諸葛、姜維窮兵黷武之誤顯而易見了，但是對于個人認為姜維和諸葛也盡人事盡臣職，只是不推崇其窮兵黷武的策略而已。很多認為譙周之諫違背儒家忠君愛國的思想，其實不然，譙周是忠君愛國的。

《三國志》記載，“時后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徙為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軍旅數出，百姓雕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大意是說劉禪經常外出游逛，并增造后宮，廣設伎樂，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譙周勸諫不聽，被降為中散大夫的虛職，后來姜維數出祁山，譙周與陳祗辯論，說窮兵黷武之利害關系，謂之仇國論。譙周對劉禪的荒唐行徑，竭力勸諫，以新莽末年的歷史為例，闡明政權得失與民心有關系極大;姜維不顧蜀漢國力，一心伐魏，加上蜀漢政治腐敗，把百姓搞得疲弊凋瘁，怨聲載道，譙周就寫了《仇國論》，提出治國之根本在于養民恤眾，這些都體現了譙周忠君愛國的思想。有人認為譙周一言就將蜀漢拱手讓與了曹魏，就是不忠君愛國了，首先，忠于劉禪就是忠君，國是由君和民組成，譙周勸劉禪降魏，未讓劉禪受到侮辱，且《三國志·譙周傳》中記載，“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之后，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如此觀之，譙周并非不忠，即使是南中督霍弋聞劉禪降魏，其下諸將均勸其盡快降魏，而霍卻說：“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茍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等到后主東遷洛陽之后，方率領六郡太守投降。

所以，古代忠君愛國的思想，講是主辱臣死，而并非是非得一心一意跟從某位主公，如果主公投降了，而你卻只聽從原來的主公，那現在的主公完全有理由相信，原來的主公是在結黨，那原來的主公會死得更快;而從愛國來看，譙周讓成都之民未受戰火的侵襲，功在千秋，也順應了蜀民之心，且晉武帝代魏后，譙周幾次被加官，歷任騎都尉、散騎常侍等職務，這些職務都是一些虛職而已，譙周并非享盡富貴，而是一心教書授徒。而那些認為譙周誤國，把蜀漢拱手送給曹魏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為蜀漢抱不平，而是心中充滿權利的欲望，為的是一己之私。從譙周自身而言，即使譙周不勸諫劉禪，成都城破之時而降魏，于譙周來說也沒有什么損失，恰恰相反，劉禪得到的實惠是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