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公”這一稱謂，早期特指宰相，乃統領國家政事的最高級官員，相當于現在的總理，宰相的叫法，在古代千變萬化，歷朝歷代都不盡相同，有時稱丞相，有時稱仆射、中書令、尚書令、內閣大臣、內閣首輔、軍機大臣等。

明清之前，宰相的地位相當高，可以開府建牙，獨立性較強，擁有自己的一套行政班底，但到了明清兩代，宰相的權力被皇權嚴重壓制，往往淪為皇帝決策權的附庸。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古代中央行政的變遷史，就是相權不斷被壓縮，皇權不斷上升的一個總體過程，但“宰相”一職，不管從形式，還是實質來看，都是除了皇帝之外，最有權勢的人，正因此，后來在家庭生活中，丈夫也被稱為“相公”，以此來顯示夫君的崇高地位，亦是古代婦女“以夫為綱”的倫理體現，一口“相公”，娘子們可以叫得千嬌百媚，梨花帶雨，令古代的“官人”們相當受用。

家庭之外，某些地方官，也可叫做“相公”，譬如《水滸傳》上就有“經略相公”這一稱謂，在宋代是指統領邊疆軍政的高級將領。

當然，即便不是高級將領，而是七品芝麻官，甚至一般人家，只要對方認為你是一個富貴之人，也可尊稱一聲相公，帝國中央政府的宰相，一般會被加封為“公”，有此爵位，才得以稱之為相公。

到了民間，管它什么宰相，更不理什么爵位，只要高興，武大郎都是相公，事實上，他的確曾是潘金蓮的相公。

無論如何，不管是在家庭，還是在交際場合，相公都是一個美稱，但是，到了明清之后，這“相公”就變了味。

明代，昆曲集各類文學藝術之大成，雅到令士大夫欲罷不能。而其中的旦角，在公眾場合下，不能使用女演員，只能男扮女裝，因為政府法定男女不能同臺演出，昆曲是中國戲劇之母，后來諸如京劇等諸多劇種，蕭規曹隨，大都沒有女演員，旦角都由清秀漂亮的男子來擔當，所謂的花旦，其實再怎么“花”，都是男兒身，追捧花旦的“粉絲”中，士大夫是主力軍，他們有錢有閑，關鍵是很多人還有此“同性相吸”的癖好。

龍陽之癖，在中國是一個非常古老的話題，旦角演員“半男半女”，在舞臺上，甚至在生活中的一顰一笑，比起“真女人”都傾國傾城，給明清觀眾帶來了無與倫比的享受，也給諸多“龍陽君”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氛圍與溫床，明清很多小說，如雙子星座《金瓶梅》與《紅樓夢》，里面的西門慶、賈寶玉、薛蟠、秦鐘等，都有男風之好。

紅樓里的柳湘蓮，原本是世家子弟，就因為吹拉彈唱樣樣都在行，被薛蟠誤認為是唱戲的花旦，便動了心思，強行要與他的“柳郎”行好事，最后差點被小柳打死，其實柳湘蓮未必就特別反感“男人”，只不過呆霸王的手段太過于顢頇和猴急，令柳郎毫無美感，反徒增許多惡心，遂設計教訓了一回呆霸王，柳湘蓮受到侮辱，與其說是呆霸王把他當成了“花旦”，毋寧說是他對呆霸王的具體行為感到憤慨。

士大夫和大富豪有此“雅好”者，甚至可以花錢買一個戲子，放在家里，當做小妾，“花旦”既可專職做男人的妾室，也可兼職，隨叫隨到，完事走人。

還有的花旦就直接做了“妓女”，更有一些貌如柳湘蓮的男子，根本就不是戲曲演員，也專一做這項業務，受此風氣的影響，到了清代，這些滿足男人龍陽嗜好的小伙子，居然規模相當龐大，把北京城八大胡同的妓女都比下去了。

據《清稗類鈔》記載，道光之前，京城妓院里最受歡迎的是“男妓”，而非妓女，那時候，這些與妓女“搶食”的男子被稱為“像姑”，即像姑娘的美男子，既然都“像姑”了，一不小心就諧音轉意，被稱為“相公”了，多大氣的稱呼，比“像姑”強多了，古人有才。

至此，唱戲的花旦、有錢人家里養的“男妾”、“服務行業”里的花樣美男，皆可被“尊稱”一聲相公。

對此，乾隆時期的下層文人龔煒，在其筆記體歷史著作《巢林筆談》里大發感慨，說士人被稱之為相公，皆因人們期待其成為棟梁之才，或者國家的大臺柱，而江浙一帶，旦角被稱為相公，也因他們是戲劇舞臺上的“臺柱子”，這種關聯雖饒有趣味，但正因此，才被天下人取笑。

取笑歸取笑，流行歸流行，相公“另類”的演化史，到了晚清愈演愈烈，以至于士大夫都不敢輕易使用這個稱呼，也對自己被別人稱為相公，

而莫名的尷尬與不爽，可見，另類上位，變成“主流”，而原本的主流，反墮為“另類”，倒非常像今天“小姐”這一稱謂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