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云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這是唐代詩人許渾寫的，名句就是名句，牛！跟氣象預報似的，放哪個犄角旮旯都適用。《紅樓夢》第十六回，賈政過生日，一家老小正在慶賀，突然內(nèi)廷傳召，恰如“溪云初起”，人心惶惶。不知這家人怕什么，也許心里有鬼的人都這德性，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原來新皇登基，元春加封賢德妃，虛驚一場。隨后皇恩浩蕩，元妃省親，賈府風光一如“日沉閣”之時的短暫華彩，榮耀至極。既如此征兆，誰又能阻擋暴風雨的到來？也許此時的元妃可以做到，作為四大豪門的總靠山，若果能如秦可卿所說“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yè)，亦可謂常保永全了。”然元妃只知因循前朝的主流，而不知主流這個東西會隨時代變化而變化的。當某種主流淪為了非主流，若還懵懵懂懂，渾然不悟，那么結(jié)果只能四個字：淘汰出局。

一

綜合諸多紅學研究者的學術(shù)成果，可以這么認定：《紅樓夢》反應的是康熙末年與雍正執(zhí)政的這段歷史。康熙末年的主流是什么？四個方面而已，奪嫡之爭、貪腐之弊、奢靡成風、財政虧空。

以此觀照榮寧二府，有著驚人的相似。

奪嫡且不說，單說大觀園的修建，銀子花得像流水，元妃后來覺得“太奢華糜費了”。采辦的人個個發(fā)了橫財，而鳳姐已然在放高利貸了，拆東墻補西墻，端倪出現(xiàn)。實際上，大觀園純屬面子工程，沒必要修建。

朝廷固然有圣旨說：“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guān)防之處，不妨啟請內(nèi)廷鸞輿入其私第，庶可略盡骨肉私情，天倫中之至性。”榮國府、寧國府均為敇造，規(guī)模龐大，幾乎占據(jù)了一條街，駐蹕關(guān)防根本不是問題，何須另找地方動土？如果不是安排幾個孩子進去住，大觀園如同“鬼蜮”。

這種主流的風氣，不唯賈府所獨有，也是當時大多數(shù)人的思想，甚至是占有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小說里寫道：“今周貴人的父親已在家里動了工了，修蓋省親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可見改朝換代的時局變化可能影響并推動著出現(xiàn)某種新的主流，絲毫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一切都還是“舞照跳、馬照跑”的常態(tài)。

不悟，神鬼無術(shù)。

二

雍正會成為怎樣的皇帝？別人也許沒譜，元妃不可能沒有預測。首先，她曾是東宮女史，可能還做了非正式的側(cè)福晉。按照沈德符的說法，“凡諸宮女曾受內(nèi)臣教習，讀書通文理者，先為女秀才，遞升女史，升宮官，以至六局掌印。”清承明制，賈元春如果沒有在做女史時與太子有染，恐不會順利升格妃子。“讀書通文理”的人，不諳枕邊人的秉性、志向和作為，我不信。

其次，歷代帝位更替，撥亂反正是慣例，以彰顯新君、新政、新氣象。也就是說，前朝主流的事物，即便相對穩(wěn)定而牢固，到了新朝，在遵循既有規(guī)律和法則的前提下也不會是一成不變的，何況那些違反規(guī)律和法則的主流事物呢？但凡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

既然有可能預測到新政的走向，那么，妥為防范，保全家族，自是必須的。如何防范？簡單的說，可以從兩方面著手：一，適時而為，迎合新君新政。譬如皇帝崇尚節(jié)儉，那就通知家里別鋪張奢靡；譬如國庫吃緊，那就讓家里捐點銀子，以充國用；譬如皇帝反腐倡廉，那就規(guī)勸家里人，做官的好好做官，沒做官的也別拖后腿，等等。如果這么做，抄家之禍或能規(guī)避。

二，取勢長遠，畢竟新政種種擺明了是正能量，并日漸成為主旋律，而前朝種種亦已淪為非主流，那就借新政之勢，克除家族的某些陋習，以圖長遠。《禮記·學記》云：“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意思是，好的工匠人家，必先教子弟學會做皮袍、簸箕，為長大后弄木竹、獸角作準備，“箕裘”后被喻為祖業(yè)，正如秦可卿所說“不思后日，終非長策”。

元妃按我的意思做了嗎？沒有。

其個人悲劇乃至整個家族的悲劇，源頭在此。

三

從某種意義上說，元妃是個典型的主流衛(wèi)道者。

看她省親時的排場，“其豪華富麗，觀者諸公亦可想而知矣”；看她游園時的感慨，雖“默默嘆息奢華過費”，然得色亦顯而易見，如“欲作一篇《燈月賦》、《省親頌》，以志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別書的俗套”；看她送家人的禮物，珍奇異寶，金銀器皿，綾羅綢緞，花國家的錢做人情，一點也不心疼！對于新政革故鼎新云云，她卻只字不提，故意乎？無意乎？我傾向于后者，因為她固守的所謂主流，很快將不再是主流。

值得琢磨的是，整個省親過程堪稱面面俱到，賈府上下演習了好幾遍，覺得完美無缺，這才上折子的。但是省親之后，元妃倒覺得“意猶未盡”了，又利用端午節(jié)禮單和清虛觀打醮的兩次熱鬧，以示收官。這種看似合乎禮法的主流形式，其背后的靡費與宗教取向，亦必為好佛而禁教的新君所不喜，淪為非主流的結(jié)果是可以預見的，而元妃失寵，也是可以預見的。

不解主流走勢，與新政發(fā)生沖突也就在所難免。

時代變了，康熙皇帝留下的是一個爛攤子，亟需新君克服來自各方面的阻力，掀起一場刮骨療毒、壯士斷腕般的改革，才能將國家引向正確的發(fā)展軌道。

大家熟悉的“火耗歸公”、“士紳納糧”、“攤丁入畝”，既涉及吏治改革，又關(guān)聯(lián)經(jīng)濟改革，都是新君的大手筆。他還在全國上下大規(guī)模的清查虧空，設立會考府，監(jiān)察百官，以身作則倡導勤政廉潔，懲治貪官庸官懶官，實行養(yǎng)廉銀制度，取締陋規(guī)，廢除賤籍、腰斬，開放部分海禁等，幾乎所有曾經(jīng)的主流，都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成了非主流。史載“大大矯正康熙以來寬縱的弊端”，“雍正一朝，無官不清”，這話恐怕也不是蓋得。

反觀賈府在省親之后的種種倒行逆施，作為保護傘的元妃豈能沒事人似的？從內(nèi)廷太監(jiān)對賈府錢財?shù)牟粩嗨魅。芍幘持幻睢τ诨视H外戚來說，太監(jiān)的嘴臉不外乎一只廉價的晴雨表。

四

余秋雨先生說：“我們掌控不了命運，卻能掌控自己，不求生命輝煌，但求無悔人生。”這句話用來理解元妃，那是再貼切不過。

我思來想去，元妃跟電視劇《雍正王朝》里的年貴妃有得一比，一入宮門深似海，她們都掌控不了自己的命運，影響力也就不能無限的被夸大。正如年貴妃無力規(guī)勸年羹堯反省一樣，元妃對家族里的長輩晚輩大致也無能為力。然而年貴妃是無悔的，因為她意識到了主流的變化并具體的做了，而元妃始終沒有。所謂“仁至義盡”，人倫之大者在此；明乎此，可以明乎政治倫理之大義。

如今的非主流，已然是扭曲的代名詞了。我無意詆毀非主流的淺薄，但雍正年間的那些非主流，確確實實有違道統(tǒng)人心。深刻反思者，須臾不忘者，緊跟潮流者，大抵會贏得面包；無動于衷者，極力抵觸者，“三春去后諸芳盡”，秦可卿的預警，可謂高深。短短三年后，元妃慘死，王子騰暴斃，賈府被抄檢，許多人的爵位差不多削到平民。話說雍正這招也確實厲害，減少了食利階層，緩解了供需矛盾，增加了財政收入，又起到了殺雞儆猴的震懾作用，其妙處，盡在儒家五常一個“智”字。正風肅紀是應該這么精、準、狠的，腦洞大開。

元妃省親，輝煌高貴的威嚴背后，缺乏深沉的力量和前行的底氣，政治上沒有洞察力，思想上沒有穿透力，她的靈魂一定是美麗的，她的心智卻是蒙塵的。是非成敗轉(zhuǎn)頭空，紅樓多少事，都付此意中。（趙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