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古裝電視劇里，捕快的形象好像挺正面的，好似今天的刑警一般。這些刑警穿著古人的衣服，說著現代的話，偵破一個又一個疑難案件。上得廳堂，下得茅房，出入各種高級或者低級場合，盤問各種各樣的人，跟鄉紳和官老爺平起平坐。顯然，編電視劇的人其實是在說刑警，不是說捕快。古代的捕快，雖然干的是類似警察的活計，但身份地位，跟警察卻大不一樣。如果要有人看出有點近似的話，也是古代“警察”的遺風有那么丁點孑遺。

古代的捕快，屬于衙役。地方政府的組成，除了正印官之外，偶爾有雜佐，再就是六房書吏和三班衙役。三班衙役，第一是皂班，給縣官老爺站班和做儀仗隊的，審案時兼做行刑手幫同嚇唬人犯。其次是快班，就是捕快。用于拿賊，破案和催租稅的。第三是壯班，屬于臨時召集的民工，打打雜，危機狀況時協助守城。顯然，對于一個縣的治理而言，捕快的地位很重要。

但是，地位重要的捕快，卻是賤民身份。三班衙役，除了壯班之外，都是賤民。一個家族有人干了這個，三代不能參加科舉考試，至少在理論上，比一般農民地位還要低。為什么這么重要的職位，要由賤民來做？因為捕快干的活兒，在古人看來，是一種不良之行，得罪人的活計，一種賤業。總是要抓人拿人，總是跟壞人壞事打交道，正經人注定不屑于此，所以，只能讓賤民做。做不良之事者，只能是不良之人，所以，在中國古代，人們也稱捕快為“不良人”。其實，不止中國，古希臘城邦的警察，也是奴隸來做的，公民犯了事，要由地位低賤的奴隸抓他們。每逢開公民大會，好些偷懶不肯出來開會的公民，也是由奴隸拿繩子趕他們出來。

賤業由賤人來做，做這種事還要以官府的名義，等于是讓賤民行使公權力。所以，實際上，捕快在民眾中威風極了，一點賤的影子也沒有。動輒拿人、鎖人，誰見了都懼他三分。老百姓都尊之為捕快老爺，捕翁，街上做買賣的，都得定期孝順，交保護費。捕快的職位，一般是要買的，買不到的，就不要名額，心甘情愿放棄平民地位，來做幫役，求幫役也不得的，可以做白役，一分錢補貼沒有。很多大縣，幫役和白役，動輒數以百計。但是，這樣遭人羨慕的捕快，如果見了當地的鄉紳，還是不敢造次，老早就得讓在一邊，躬身請安。即使一介窮秀才，如果沒有縣令的旨意，他們也不敢隨便碰。至于縣令老爺，更是從來不把他們當人，隨意指使不說，有了案子，如果破不了，就把捕快拿來，當眾扒了褲子打板子，嚴令追比，三日一追，五日一比，板子越打越重，既是責罰，也是羞辱。總之，在官府層面，沒有人在意捕快的臉面。

在官面上沒有臉面的捕快，做起惡事來，自然肆無忌憚。老百姓攤事被拘，若要少受折磨，得送“腳鞋錢”，“酒飯錢”。如果被拘者暫時不想到官，得給“寬限錢”“買放錢”，甚至原告要撤訴，兩邊都得給捕快“說和錢”。更惡的事兒叫“賊開花”，如果有了竊案，捕快往往會指使拿住的賊多加攀指，把一些沒有勢力但家境富有的農戶指為藏贓之所，為窩贓戶。當然，這樣的攀指，開始是不會讓縣令知道的，但是被攀指的農民，多半會央求捕快想辦法，這樣，大筆的錢也就來了。收了人家的錢，還落個人情。

最惡的事，是弄個無名尸體，趁深夜放在某些殷實人家的門口，誰被這樣黑上，即使后來真相大白，家也肯定破了。弄不好，戶主還可能進監獄丟了性命。再就是讓娼妓假作良家婦女勾引過路行商，以拐帶婦女名義訛詐之。這兩種方式，都屬于古代的“釣魚執法”。

最常見的惡事，是催繳錢糧。凡是碰到不肯痛快繳稅的農戶，捕快們就把這些農戶的戶主抓來衙門，關在他們平時休息的班房里，橫加折磨，餓他們，打罵，逼他們吃屎喝尿，反正無所不用其極。直到被抓的人的家人實在看不過去了，乖乖把錢糧交了，人才放回去。當然，還得給捕快們一份額外的辛苦費。

捕快之害，當政者也不是不了解，清代就規定，要地方官盡可能限制衙役下鄉。但是，大結構確定了賤人做惡事的格局，限制也限制不了。而賤人本身，也是制度造成的。把一些人人為地劃成賤民，然后讓他們做壞事，好轉移老百姓怨恨的視線，其實，最后的怨恨，還是要落在統治者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