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也成為意識形態斗爭的目標。1951年在中共的發動下，一場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開始了。以對電影《武訓傳》的爭論為借口，一個學術爭論很快就變成一場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意識形態討伐。之后又發起了思想改造運動，這次思想改造運動作為這種運動的第一個，展現了中國意識形態的恐怖模式，而這種模式又將在以后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中扮演不樣的角色。根據一些估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幾年中，有超過400萬“反革命分子”被處死。

但是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并不是所有中國領導人都接受毛制定的政治路線。一些中共高層對新民主主義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最著名的是劉少奇。根據蘇共駐中共中央代表伊萬·科瓦廖夫的回憶，我們知道早在l洲9年，斯大林就從中共政治局委員、東北區主席高崗那里得到了關于劉少奇的機密信息。高崗指責劉少奇是“右傾主義叛徒”，“對中國資產階級的評價過高”。但是斯大林卻拒絕了高崗的揭發，并在1949年12月底與毛澤東的會談中將高崗的匯報交給了毛。科瓦廖夫是從參加了這次會談的毛的私人翻譯師哲那里知道這些的。

毛澤東認為斯大林這一舉動是斯大林對中共中央“不信任和懷疑”的表現。但是斯大林這樣做或許是有其他原因。首先，他也許真的不相信這些指責的真實性。高崗過去曾向斯大林提供過太多這類對中共領導人指責的信息，以至于高崗這些信息的準確性非常值得懷疑。曾被高崗揭發過的中共領導人除了劉少奇之外，還有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例如，1949年7月底，高崗通過科瓦廖夫告訴了斯大林，毛澤東及其在中共的盟友有反蘇聯和“右傾—托洛茨基主義”傾向。斯大林似乎將高崗的所有揭發都看成是中共黨內斗爭的表現，因此并不重視。

第二，從1949年夏開始，斯大林開始對高崗非常不滿意。這是因為在一次斯大林與由劉少奇率領的中國代表團舉行的會談中，高崗的一些行動被斯大林認為是非常愚蠢的。很明顯地是為了表示自己的極度忠誠，高崗在中國代表團成員的面前提了一個影響深遠的建議，要求將中國東北變成蘇聯的第十七個共和國。斯大林非常惱怒地打斷了高崗，并稱他為“張作霖同志”。

第三，如果斯大林相信高崗的揭發，那么劉少奇是“叛徒”這一點對斯大林“遏制”毛澤東激進主義的政策有利。

但是，高崗的擔心并不是毫無根據。中共領導層內部并不完全一致。和毛相反，其他一些中共領導人當時仍然毫無顧忌地使用“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概念。例如，劉少奇和周恩來就講到“新民主主義國家”、“新民主主義建設”和“文藝中的新民主主義傾向”。在毛對新民主主義做了激進主義的解釋之后，這些領導人在當時就形成了的毛的反對派。

因此，這一時期中共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民主方式已被寫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和其他文件中，而這些文件則決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初期發展。政治協商會議由中共于l949年9月召開。許多非共產主義的政治和社會群體都參加了這次會議。這種類型的組織在1946年就已經出現，被中國人視為新政權的傳統民主組織形式。政治協商會議作為一個聯合陣線組織行使了立憲會議的權力。正是作為政協會議的代表，中共才建立了其新統治機構。共產黨代表政協會議接受了《共同綱領》，使得《共同綱領》成為憲法。該綱領宜布了各種民主權利，但是卻強調中共的領導地位。該綱領建立了一個多黨體系，使得8個承認共產黨領導地位的非共產主義政黨獲得了合法地位。該綱領還鼓勵私有權，支持民族企業家，發布利于勞資雙方的法令。該文件還制定了中國民主發展的路線。《共同綱領》繞開了社會主義轉變這一想法，甚至都未使用“社會主義”一詞。1950年6月28日政府通過的《土地改革法》似乎是根據“新民主主義”精神指定的。新政權1950年通過一部新婚姻法賦予婦女權力，并提請人們注意婦女的平等地位。

從1949年到1953年，不僅劉少奇和周恩來，還有陳云、鄧小平、董必武以及其他一些中共領導成員，都在與共產黨員積極分子的非正式談話中表達了他們對新民主主義較為穩妥的看法。這些領導人在反對毛澤東時利用了斯大林的權威，即斯大林要求中國不要急于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建議。無論斯大林的真實意圖如何，他的這種政治支持對于中國“穩妥派”來說非常重要，因為他的這種幫助使得‘穩妥派’們的實踐有了堅實的基礎。斯大林的態度還對“激進主義者”產生了影響，因為他們不得不考慮“老大哥”的觀點。

在對社會主義的理想圖景的解釋方面，毛澤東和他的反對者們并沒有不同，他們的分歧在于他們對如何實現社會主義這一點看法不同。有這樣幾個例子。1951年春，山西省領導人提議加快農村合作化。但是劉少奇不僅僅將這些提議指責為賣弄味頭，甚至準備了并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了一份文件，將這個省領導人的固執己見批評為“錯誤的、危險的和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想法”。但是毛澤東卻起來保護地方積極分子，并在兩個月后否定了劉少奇的文件。1952年12月，由周恩來召開了一次政務會議，討論并批準了由財政部長薄一波擬定的新稅制大綱。這個新稅制和舊稅制的不同之處在于將各種不同所有制企業的稅收劃一。這使得國有和合作企業喪失了在稅收方面上的優惠，從而為私營經濟提供了較為有利的競爭環境。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法規在最后實施時并沒有被中共中央批準，毛也沒有見到該法規的文本。此后不久，毛澤東在1953年1月15日非常生氣地給政府領導人(國家政務院)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和薄一波寫了一封信，說他不知道為什么政府會鼓勵私營企業的發展。毛認為新稅制是一個錯誤，并以此為借口展開了一場猛烈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來反對“穩妥派”和任何反對毛澤東激進政策的人。

到1953年夏天，這場運動變得異常激烈，并在6月14日到8月12日北京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上達到頂峰。劉少奇、鄧小平和薄一波被迫進行了自我批評。周恩來支持毛澤東。因此，毛將他的觀點強加于共產黨之上。“沿著蘇聯路線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正式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