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作為黨帶領人民進行的一場新的偉大革命，其發生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一是從我國自身情況看，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嚴重損害了社會主義。二是從外部情況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世界范圍內蓬勃興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動世界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明顯拉大，面臨著巨大的國際競爭壓力。因此，30年前，是嚴酷的國內困境和嚴峻的外部壓力迫使中國義無反顧地走上改革開放之路——這是一種被迫的選擇，然而卻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文革”結束時，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狀況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資生活。然而，從1957年到1976年，全國職工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幾乎沒漲過工資。1957年全國職工平均貨幣工資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進反退，還少了49元(曾培炎主編：《新中國經濟50年》，第897-898頁)。很多生活消費品供給不足，需憑票購買。糧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稱作“第二貨幣”。“三轉一響一咔嚓”(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收音機，照相機)，五大件置備整齊不到600元，但對很多家庭來說，雖個個心向往之卻只能敬而遠之。服裝從顏色到樣式，單調劃一，藍、黑、綠、灰，是占絕對“統治地位”的主色調。住房相當困難。改革開放初期，上海180萬住戶中，按國家標準，有89。98萬戶為住房困難戶，占了總戶數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戶;父母與12周歲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戶;12周歲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戶;兩戶同居一室的44332戶;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戶。住房大多沒有客廳，進門就是臥室，廚房，衛生間很多是幾家合用。

再看農民的生活。安徽農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央任命萬里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到任以后，萬里先后來到蕪湖、徽州、肥東、定遠、鳳陽等地調研，所見所聞，使他大為震驚。他后來回憶說：“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么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的樣子。淮北、皖東有些窮村，門、窗都是泥土坯的，連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么窮！”(田紀云：《萬里：改革開放的大功臣》，《炎黃春秋》2006年第5期)安徽鳳陽縣有個前王生產隊，緊靠津浦鐵路。這個10戶人家68口人的生產隊，4戶沒有門，3戶沒水缸，5戶沒有桌子。隊長史成德是個復員軍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個飯碗，筷子全是樹條或秸稈做的。安徽農村的情況并非個別現象。據原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統計的數字：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年均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僅有74.67元，其中兩億農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一角一分錢，1.9億人每天能掙一角三分錢，有2.7億人每天能掙一角四分錢。相當多的農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