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讓受邀赴韓訪學的亞洲各國學者更多了解韓國的歷史，培養對韓國文化傳統的好感，增進彼此的交流與理解的目的，韓國“SK”集團屬下的“韓國高等教育財團”，每年都要組織三次“韓國歷史文化旅游”活動。其中，第二次文化旅游活動一般安排在每年的四月份，地點是距離首爾約兩個小時的車程的忠清南道，時間為一天。活動的項目有四個：游覽瑞山市云山面龍賢里的瑞山摩崖三尊佛像;憑吊禮山郡德山面柿梁里的忠義祠;參觀德山面境內的修德寺;瞻仰牙山市鹽峙邑白巖里的顯忠祠。

在四項參訪活動中，第二與第四項無疑是重點。忠義祠祀奉的是著名志士尹奉吉，顯忠祠紀念的是朝鮮歷史上偉大民族英雄李舜臣。所以，我們這些中國訪問學者把這個文化旅游活動稱之為“接受韓國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之旅”。

尹奉吉，號梅軒，韓國忠清南道禮山郡人氏，1908年6月21日出生。據稱他19歲時便參與以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為宗旨的“農村復興運動”，為日本殖民統治者所不容，故于1930年輾轉流亡到中國。1932年4月29日，尹奉吉攜帶水壺型炸彈，悄悄潛入日本人在上海虹口公園舉辦的天長節兼戰勝紀念祝賀儀式現場，伺機實施爆破，當場炸死日居流民會會長河端與日本占領軍白川司令，重傷多人。尹奉吉當場被捕。當年5月25日，日本人在上海軍法會議上判處尹奉吉死刑。并于同年12月19日執行。是年，尹奉吉25歲。1945年，韓國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獨立建國后，尹奉吉的遺骸被遷移回韓國本土，以國民葬儀式安葬于首都漢城(今稱首爾)的孝昌公園之內。

在廣大韓國民眾的心目中，尹奉吉是典型的抗日愛國義士，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禮山郡的尹奉吉忠義祠于1968年隆重興建，當時的大韓民國總統樸正熙曾親自參加竣工儀式及義舉紀念活動。1972年，尹奉吉忠義祠被正式指定為韓國第229號史跡及第568號寶物。此后，忠義祠又經過多次繕修、擴充，遂形成了今天的格局和規模。

目前的忠義祠是一座龐大的建筑群體，主要紀念館有：供奉尹奉吉靈位的本殿、尹奉吉出生后曾居住四年的生家(光顯堂)、4歲時移住直到其23歲流亡中國前所居住的成長家(抵韓堂)、紀念館、11景圖室、尹奉吉語錄碑、紀念塔、紀念碑、遺物展示館，等等。

紀念館是整個紀念建筑群的重點，陳列著56種尹奉吉的遺物，免費贈送韓、英、中、日等多種文字的尹奉吉事跡介紹手冊。讓我們中國人感到特別有意思的是，這里面還很鄭重其事地展出了蔣介石的題詞：“壯烈千秋”。仔細一想，蔣介石這么做也并不奇怪，他在早年也曾奉其上司陳其美之命令，在上海廣慈醫院暗殺了光復會領袖、辛亥革命功臣陶成章。盡管他的行為與尹奉吉的暗殺義舉在性質上根本不同，但畢竟采用的手段實有一致之處，這也是“惺惺惜惺惺”吧。

尹奉吉刺殺日本侵略軍司令的做法，站在飽受日本殖民統治苦難的韓國人民立場，無疑是正義合理的，在當時也起到了打擊日本侵略者囂張氣焰、振奮韓國抗日義士斗爭精神的作用，韓國人建造忠義祠加以紀念，褒獎和弘揚其反抗侵略的愛國情操，也是事有固善，理有固然。

參觀忠義祠過程中人們得到的一個深刻感受，是日本侵略者在推行殖民統治時手法上的“狡獪”與“精明”。那并非是簡單的“兇惡”，而是大惡似善！

因爆炸而死傷慘重的日本侵略者，對尹奉吉義士當然恨入骨髓，巴不得將其五馬分尸、千刀萬剮。然而，當他們將尹奉吉生擒活捉后，卻沒有搞“株連九族”式的清算，尹奉吉在韓國的親戚似乎并未因此而鋃鐺入獄、殺身成仁。即使對尹奉吉本人，他們也沒有從重從快從嚴判決，而是經審判程序(哪怕僅僅是裝模作樣而已)，幾個月后按正常的槍決方式執行死刑(紀念館展出的尹奉吉被槍決的照片上，其雙眼被黑布蒙上，這是中矩合規的槍決方式)。而且，尹奉吉被執行死刑之后，其隨身物品，包括懷表、私人印章、皮夾、錢幣、親友照片等，均由日本當局仔細收集保管，然后送還給在韓國的尹奉吉家人。

這當然絕對不是日本殖民者“仁慈厚道”，這只是表明，日本殖民者在統治手段運用上的的確確相當老到，充滿“狡猾陰毒”，有意降低血腥鎮壓的調門，軟硬兩手雙管齊下，鎮壓“懷柔”各顯神通，以化解或至少降低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決心，為維系自己的殖民侵略的長遠、根本、全局利益做有利于自己的策略選擇。

歷史的意義在于不斷地對過往進行思考和反省，使之成為今天的鏡鑒;對日本侵略殖民罪行的聲討，假如僅僅停留在發泄義憤的層面，那只是簡單幼稚的沖動，于事無補。只有真正認識了其包藏的禍心與狡獪的伎倆，才能夠透徹說明問題，鞭辟入里。

從忠義祠出來，我們就去參觀紀念朝鮮王朝時期抗倭名將、民族英雄李舜臣將軍的顯忠祠。

恰逢一年一度的顯忠祠祭祀目，顯忠祠免費開放，參觀者絡繹不絕。韓國高等教育財團選擇這個日子組織我們前來參觀，大概就是為了讓我們更真切地感受到韓國民眾熱愛歷史、敬慕英雄的熱烈場面。

顯忠祠供奉的忠武公李舜臣(1545～1598)系李氏朝鮮王朝中期的著名將領，曾在“壬辰倭亂”中統帥以“巨龜船”為主力(韓國人稱李舜臣主持建造的“巨龜船”為世界上最早的鐵甲艦，又是一項世界“第一”的記錄)水師，多次大敗由豐臣秀吉率領的日本入侵軍隊，最后英勇犧牲，壯烈殉國。

顯忠祠占地廣袤，建筑莊重雄偉，布局謹嚴氣派，森然肅穆，反映出李舜臣在歷代韓國民眾心目中的崇高地位。這景象是尹奉吉的忠義祠所無法比擬的。或許，這正反映了在絕大多數韓國人的內心深處，更認同從正面殺敗敵人，讓對手繳械認輸的英雄。

參觀顯忠祠時，我們再一次領教了當年日本殖民統治者鎮壓控制殖民地手段的狡詐奸猾。顯忠祠管理處提供的相關背景資料介紹，在李氏朝鮮王朝末期大院君擅政階段，朝廷曾正式下令廢止顯忠祠(這讓人想起“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這句古訓，無怪乎朝鮮會遭遇亡國的慘禍了)。今天的顯忠祠，乃是1935年由當時的東亞日報等機構團體發起，重新修建的。

眾所周知，當時的朝鮮半島正處于日本殖民侵略者的鐵蹄統治之下，即黑暗的“日據時期”，如果沒有獲得日本殖民侵略者的默許，東亞日報等機構要復建顯忠祠是根本無法想象的。換言之，顯忠祠的重建，某種程度上是在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允許乃至暗中支持的背景下進行的。這些日本小鬼子居然“天良發現”，允許韓國民眾建祠紀念的民族英雄，曾經打敗過他們的大梟雄豐臣秀吉，可以算是自己的“世仇”。這的確讓人覺得詫異。雖然其動機是為了緩和與廣大韓國民眾的尖銳對立，穩固自己的殖民統治，是“黃鼠狼給雞拜年，不安好心”，但其統治手段上所表現出的圓滑老練，我們不能不予以認真省察。綿里藏針，笑里藏刀的敵人遠比赤膊上陣的敵人來得危險！學做“憤青”，簡單發泄，固然是痛快，但這往往是傻子發飚，徒教對手私底下笑話。

對我們來說，感到有些遺憾的地方，是顯忠祠遺物館陳列與介紹文字里，只有李舜臣和朝鮮王朝軍隊的事跡，只字未提當時大明王朝派遣大軍馳援朝鮮，雙方攜手共同抗擊日寇的歷史實情。讓鄧子龍老將軍和眾多的中國將士白白為之血染疆場，奉獻生命，這當然很不公允！我們并不是要求人家銘記我們的恩典，結草銜環報答，但也不贊成隱瞞歷史的真相，抹煞了歷史上那些英烈們的偉大貢獻。

再一點值得引起關注的是，1935年興修的顯忠祠，祠名用的是漢字，而前些年顯忠祠重新修繕，舊祠被遷移至院中的一角，代之而起的，是用韓文書寫匾額的“顯忠”新祠。雖說這是人家的自由，但多少令我們有些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