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zhàn)”中的蘇軍無疑是一支能征善戰(zhàn)的威武之師。那么它的戰(zhàn)士們是否也具有和“解放全人類”理想相適應的文明和美德呢？當曾經給他們帶來巨大損失和犧牲的敵手終于被他們征服以后，他們是如何對待戰(zhàn)敗國的平民的呢？

德國民眾談“俄”色變

無論是和平時期還是戰(zhàn)爭時期，軍隊都是最高的武力手段。軍隊之所以需要軍紀，首先是要保證戰(zhàn)斗力，其次是要約束破壞力。“二戰(zhàn)”后期的蘇軍在戰(zhàn)斗力和破壞力都達到了高峰，以至于德國民眾無不談“俄”色變。

中國人對蘇軍士兵的感覺也曾經是很復雜的。在中蘇友好期間，一系列的蘇聯(lián)“二戰(zhàn)”故事片向我們展現(xiàn)了蘇軍戰(zhàn)士的良好形象：勇敢、剛強、善戰(zhàn)、純樸、正義。而在“二戰(zhàn)”的現(xiàn)實中，中國人也看到了強大的蘇軍是如何以摧枯拉朽之勢一舉打垮百萬日本關東軍的。

但是，正視歷史的人也無法回避蘇軍士兵的另一種表現(xiàn)：酗酒鬧事、搶劫平民、強奸婦女。1945年9月，第一批出關進駐東北的八路軍冀東部隊進入沈陽后，首先遇到的任務就是處理平民大量投訴的蘇軍搶劫事件，以至于我軍必須向蘇軍政治部提出“嚴肅紀律”的要求。同年12月，剛剛被中共中央任命為松江軍區(qū)副司令員的盧東生在遭遇蘇軍士兵的搶劫時竟然被對方開槍打死。巴頓將軍在給他的妻子的信中曾這樣評價蘇軍：“具有嚴格紀律的一群烏合之眾。”

蘇軍的戰(zhàn)場紀律是極為嚴格的。在兩軍交戰(zhàn)時，軍方對違令撤退者一律用機槍直接掃射。但是在作戰(zhàn)行動之外，蘇軍的軍紀卻是時緊時松。對于一支整體文化素養(yǎng)較差的軍隊，紀律約束的稍許松弛極易導致大面積的恣意胡為，當這支軍隊面對敵對國平民的時侯尤其如此。

士兵把婦女內衣套在身上

因持不同政見而一度被蘇聯(lián)勞改和流放過的索爾仁尼琴在“二戰(zhàn)”時曾任蘇軍大尉炮兵連長。敢講真話的習慣讓他成了一名罕見的敢于“詆毀蘇軍榮譽”的異類老兵。他在回憶戰(zhàn)爭經歷時這樣描述過他的部隊在進入東普魯士時的情景：士兵們爭先恐后地把德國婦女的內衣套在自己身上，熱鬧的就像是混亂的集市。有人因為在外衣的外面套了太多的內褲而難以移動。坦克兵們把戰(zhàn)利品裝滿坦克內艙，奇怪的是他們居然還能穿過狹窄的炮塔坐到里面去。索爾仁尼琴在勞改營時期的難友科佩列夫也曾參加過蘇、德戰(zhàn)爭。讓科佩列夫難以接受的一個事實是：部隊里居然會允許士兵每月往家里寄回一個5公斤重的郵包，這簡直就是一道暗示士兵可以占領區(qū)里搶劫平民的特許通知。科佩列夫相信，正是這樣的規(guī)定直接地刺激了士兵們的劫掠行為。

尤為可笑的是，一般軍官們的待遇加倍優(yōu)惠，每人每月可以往家里郵寄兩次這樣的郵包，而將軍們的郵寄次數(shù)則不受限制。科佩列夫就曾十分無奈地為他在白俄羅斯第二方面軍政治部的上司往家里郵寄了一副精制版畫，那副價值不菲的藝術作品出自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德國著名版畫家阿爾布雷特·丟勒之手……三個方面原因造成了蘇軍摧殘德國平民的行為：文化和道德水準低下的兵痞行徑，對德軍在蘇聯(lián)犯下罪行的復仇心理，軍隊指揮員對士兵越軌違紀行為在一定程度上的縱容。其中第三個原因最為重要。沒有高層的縱容，這支處于嚴厲管控之下的軍隊根本就不可能在進入敵國后混亂到這種程度。在柏林休戰(zhàn)時還是個孩子的退休老人拉赫曼告訴我，俄國人真正開始變得規(guī)矩起來是在停戰(zhàn)三個月以后。歷史資料也證實了這種說法。

德國軍隊全面放下武器的時間是1945年5月8日，此后在蘇軍各部隊中偶爾有約束士兵放縱行為的指令下達，但真正全面而有效的整肅軍紀卻是始于駐德蘇軍總司令朱可夫元帥在8月3日下達的整肅軍規(guī)命令。這道命令指出：“這些行為(注：意指搶掠、人身暴力和“可恥事件”)使我們在德國反法西斯主義者眼中的形象受損，特別是在戰(zhàn)爭已經結束的情況下，能夠幫助法西斯主義者發(fā)起反對紅軍和蘇聯(lián)政府的運動……”由此可見，捍衛(wèi)榮譽和防止反抗是朱可夫元帥下決心治理軍紀的兩大原因。但是這兩點在此前就不重要嗎？難道蘇軍高層在此前并不了解士兵們都對德國平民做了些什么嗎？答案都是否定的。之所以蘇軍會在大范圍內發(fā)生肆無忌憚的胡為，高層的一度默許是惟一解釋。縱兵三日，以饗將士，這種勝利之師的做法在人類戰(zhàn)爭史上并不罕見，只不過蘇軍的放縱行為長了一些。

在采訪柏林的洛特老人時，我認真地參觀過他家的小獨樓，原因是在戰(zhàn)爭結束后曾經有一個班的蘇軍士兵在這座小樓里住過。小樓有3層，一樓是廚房和餐廳，二樓是客廳加書房，三樓是臥室。當年，那一群俄國人就住在二樓，洛特一家人住在三樓。

洛特說：“當時一共有9名蘇軍列兵和1個下士班長住在我家，其中有一個是傷員，天天躺在客廳里的沙發(fā)上。那個班長一個人睡在二樓的書房里。柏林的戰(zhàn)斗結束后，很多蘇聯(lián)軍人都住在德國老百姓家里。他們不愿意去住大樓房，覺得住戶太多不好控制，最喜歡住我們家這樣的獨戶小樓。那時，誰家住進什么樣的俄國人，房東沒有選擇權，全看自己的運氣了。我家的鄰居就比較幸運，住進去了一個少校帶一個勤務兵，兩個人不鬧事，也很安靜。可我們家算是倒霉透頂了，一家伙住進來了10個大兵，其中還有傷兵。

“在這群俄國人剛搬進來的時候，我哥哥險些就被他們抓走‘處理’了。哥哥當時22歲，這個歲數(shù)的德國男子在戰(zhàn)爭結束時還能不殘不傷地留在家里是很難想象的。俄國人堅信他是德國兵，一定要把他帶走。哥哥分辯說自己是話劇演員，俄國人聽不懂，還是要捆他，最后哥哥忽然想起了‘藝術家(Artist)’這個詞。那個下士班長聽懂了，便表現(xiàn)出了幾分敬佩之意，但他還是不能完全相信，于是就讓我哥哥彈奏一曲鋼琴給他們聽聽。我哥哥的鋼琴水平比我強3倍！您想，我當時的鋼琴水平都已經能夠進柏林電臺去演奏了，他能差嗎？他彈奏了一首美國舞曲，是他在戰(zhàn)前學會的。俄國人聽完后確信了他的身份。這下他有事做了，下士班長命令他給那個傷兵演奏鋼琴，沒有命令不能停止。這樣，哥哥用他的鋼琴演奏連續(xù)慰勞那個大胡子傷兵達4個小時，他后來常和別人說，這是他這一輩子彈得最長的一次鋼琴。

蘇軍在柏林全城到處強奸婦女

“那時蘇軍在柏林全城到處強奸婦女，從10多歲的小女孩到70多歲的老奶奶都不放過。我媽媽當時已經是52歲的老太太了，但面對住在自己家里這10個俄國大兵，她也必須要有保護自己的萬全之策。您能想象她采取的是什么方式嗎？她把自己裝扮成了一個不修邊幅，脾氣暴躁，永遠都在嘮嘮叨叨的老主婦。您看見我家二樓客廳的那個手工雕刻的老櫥柜了吧？有一次，蘇軍的伙夫把一盆滿滿的菜湯放在櫥柜的頂上，溢出來的油水滴了一柜子。你猜我媽媽怎么辦？她揪住那個伙夫就罵，一個下午沒有停嘴。這樣一個多事難纏的老大娘不是很容易讓那些俄國小伙子聯(lián)想起從小到大一直在管教自己的老家長嗎？對這樣的老大媽他們避之惟恐不及，對其產生性要求就更談不上了。我媽媽的這一自我保護方法很成功。

“但是麻煩并不是沒有。俄國人住進我家一個月后，有一天一個士兵用剛剛學會的德語對我哥哥說：‘你，去找姑娘來。’很明顯，他認為哥哥以他演員的身份必定會和很多女孩子交往。哥哥說他不認識什么女孩子，蘇兵拍拍槍說：‘去找！’哥哥出去后就沒敢再回來，他在朋友家一直躲到美軍接管了我們居住的坦波豪夫區(qū)。按四大戰(zhàn)勝國的約定，柏林由4國共管，我們家這個區(qū)被劃進了美軍的管轄范圍。美國人也不怎么文明，但畢竟是有文化的軍隊，軍紀比蘇軍要好得多。他們不住在市民家里，而是住在坦波豪夫機場。”

最喜歡搶的東西就是手表

談到蘇軍在柏林的軍紀情況時，洛特告訴我：“俄國人違反軍紀不是個別現(xiàn)象，而是一個群體行為。他們最喜歡搶的東西就是手表，因為德國手表對這些來自東方的窮苦農牧民來說確實是以前只能在夢中能見到的奢侈品。我親眼見過俄國大兵一人的手臂上戴著十多塊手表。他們叫手表是‘烏利’。”

現(xiàn)住麥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州的邁爾老太太第一次面對蘇軍士兵的時候年僅20歲，是在她跟隨一群難民從家鄉(xiāng)布呂紹向西逃亡的路上。

她回憶道：“追上我們的隊伍的第一批蘇軍是坦克兵，這些士兵挺富有人情味。他們告訴我們要及早藏身，后續(xù)部隊可能會對我們不利，然后他們留下幾個面包就繼續(xù)前進了。很快，我們就和后面跟進的蘇軍步兵遭遇了。那些士兵來自蘇聯(lián)西亞地區(qū)，面孔具有東方黃種人的特征。他們沖進難民的隊伍，開始劫掠財產。我們的首飾要摘下來，皮靴要脫下來，最受歡迎的還是手表，必須全部交出。夜色降臨后，強奸行為開始蔓延，到處是女人的哭喊聲。一個穿皮上衣的蘇軍政委模樣的人向我撲來，被我的父親攔住。結果那個家伙一拳打掉了父親的兩顆門牙……

“在繼續(xù)西進的路上，后面的蘇軍源源不斷地趕到。一隊新來的蘇軍截住了我們，并命令男女分別站在兩處，說要在幾分鐘內處死所有的人。然后就見一個拿手槍的俄國人突然叫道：‘烏利，三塊烏利。’他說的是手表。大家立刻明白了，現(xiàn)在能救命的只有手表。但此時多數(shù)人已經被劫掠一空，再也沒有手表了。這時，我輕輕掏出了一塊一直藏在內衣里的金表，接著又有人獻出了第二塊、第三塊。俄國人湊在一起把那3塊手表翻來覆去地看了好長時間，然后互相拍著肩膀，高興得像孩子一樣……”

關于蘇軍士兵劫掠手表之事，最醒目的曝光恰恰出現(xiàn)在最不應該出現(xiàn)的地方。這段傳奇故事的主要當事人是蘇軍在“二戰(zhàn)”期間赫赫有名的隨軍攝影記者——葉夫根尼.哈爾捷伊。他跟隨反攻的大軍從莫斯科城下一直到柏林，拍攝了很多被世界公認為經典的“二戰(zhàn)”照片，其中最著名的一張照片展現(xiàn)了蘇軍士兵在帝國大廈樓頂上打出蘇軍戰(zhàn)旗的場面。對那次的拍攝過程，他在戰(zhàn)后回憶錄中做過專門的描述。大致情況如下：

1949年5月2日，柏林的戰(zhàn)斗徹底結束了。蘇聯(lián)塔斯社隨軍攝影記者哈爾捷伊來到了剛剛被攻克的帝國大廈前。望著這座千瘡百孔的納粹德國的象征性建筑，他突發(fā)靈感，決定拍攝一張具有劃時代歷史意義的照片。他進入遍地瓦礫，到處散發(fā)著焦糊氣味的大廈，在大樓的底層他找到了3個軍人，提出要請他們合作來拍攝一張歷史性的勝利照片。3名軍人欣然同意，他們挎上了武器，又找來一面鮮紅的戰(zhàn)旗，然后隨同哈爾捷伊一起爬到了帝國大廈建筑的頂層露臺。在選好照相位置后，哈爾捷伊對那3名軍人的站位和動作做了一番精心的設計，然后一口氣拍完了整整36張照片，沖洗出來后，他選出其中最滿意的一張對外公布了。這張在帝國大廈上揮舞勝利旗幟的照片在蘇聯(lián)各大媒體上登出后，立即引起了全球性轟動，以致它最終成為蘇聯(lián)征服納粹德國的最有象征意義的經典歷史鏡頭。

美中不足的是，在照片引起轟動的同時也有細心的人發(fā)現(xiàn)了一個問題：圖中那個舉著雙手支撐打旗士兵的軍官居然在兩手上各戴著一塊手表。這對于以搶劫德國居民手表而聞名的蘇軍來說實在是一個極其尷尬的穿幫鏡頭。

哈爾捷伊說：“我接到了一個修改照片的命令。以后人們看到的那個軍官就只有左手上的一塊手表了。”欲蓋彌彰。如果不修改，蘇軍原本是可以對最初的那張照片做一些解釋的。比如說：軍官的右手戴得不是手表，而是軍用指南針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