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尊崇理學，以朱熹為宗。這一點跟制度一樣，也是清承明制，不過，從白山黑水那地方下來的滿人，學什么都很較真。明人尊崇理學，而理學僅僅成了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考罷便成為束之高閣的高頭講章。皇帝后宮，動輒萬人，最荒唐者如武宗，還私自外出獵艷，上行下效，官員們自然加倍演繹聲色生涯，狎妓縱酒，無所不為。理學也因此進化為心學，《金瓶梅》和《肉蒲團》這樣的貨色，剛好可以成為心學的另類經典。

可是，清朝不這樣，首先皇帝后宮的人數大為減少，行房時還要有許多規矩，在故宮那種幽暗仄窄的地方，害得稍微膽子野一點的皇帝，都不樂意在宮里居住，而堅持工作崗位的皇帝，后嗣則不昌，連著幾個皇帝，干脆一個后代也生不出來了。

皇帝帶頭自我約束，雖說有限度，比起老百姓，還是色福齊天，但跟前朝比，已經算存天理滅人欲了。最大也最不得人心的一條禁令，就是不許官員嫖妓。歷朝歷代，朝廷差不多都有官妓，一方面為朝廷創收，一方面優待官員——官員嫖妓優先。然而，清朝皇帝把個朱熹老兒的話當真，不僅取消教坊，而且不許官員嫖妓，反差未免過大。過大可是過大，沒人敢表示不滿。大家只能忍著，順從，暗地里罵理學為偽道學出氣。更有那熱衷拍馬屁的假道學，居然順著皇帝來，變本加厲，連唱戲的女旦也給禁了，讓各級領導干部的性生活淡出鳥來，只好跟自家的妻妾用功，各自帶頭，為康乾盛世的人口激增，作了不少貢獻。

在這種理學風尚彌漫的時候，好多事都跟前朝相反，娛樂生活尤其如此。那時的北京，盡管算是世界數一數二的大都市，但是娼業卻很不發達，每令在京做官的南方士人，頻發牢騷。那年月娼業發達的地方，都是今天看起來不起眼的小地方，比如大同，而且都在商道上為商家服務的。因此傳說中清朝中期的名妓，說來說去，只是三寸金蓮比較標準，其他的如彈唱風情，一概闕如。

北京的京官們，萬般無奈，百無聊賴，居然蹊徑獨辟，琢磨出另外一條道來——逛相公堂子，也就是說跟唱戲的男藝人。說到這兒，我們的性學家肯定很興奮，說這是同性戀。其實不對，那些跟男藝人膩乎的京官們，絕大多數性取向跟我們常人一樣，那些相貌姣好的男旦，不過是昔日名妓的替代品而已。

然而，到了清朝末年，西學東漸，傳統的意識形態被動搖，理學的禁令，再也繃不住官員的沖動，于是漸漸地京師娼業開始復興，蘇州的清吟小班，迤儷北上，八大胡同繁榮娼盛，官員們“談助無非中發白，閑來只是逛胡同”。連狀元娘子賽金花，也很快被吸引到北京石頭胡同，高張艷幟，到了八國聯軍打來，官員四散逃命的時候，被逼無奈，跟鬼子鬼混一通，后來居然被回城的官員捧為用身體救了北京城的大英雄，到了民國，則升為九天護國娘娘。

進入民國，對西方制度的追求，以迅猛的速度落實在性生活上，于是官員們重要的公務都挪到八大胡同來辦了。當時北京人傳說，喜歡逛胡同的，有兩院一堂，兩院是國會的眾議院和參議院，一堂是指京師大學堂，即今天北京大學的前身，這里多少有點調侃的意思。馮玉祥在后來在回憶中說，他去找政府總長辦事，也被拉到胡同里，一進門，兩個妓女撲上來，一條大腿上坐一個，一上來就揪胡子，打嘴巴。

當然，在轉型中的中國，這種事，一點都不奇怪。只要一學西方，對于某部分人來講，首先落到實處的，就是日常生活上性的放縱。現在，中國又處在新的轉型中，犯禁者眾多，犯禁的官員，十有八九，都栽在女人頭上。凡是這種貌似的西風東漸，官員還是別帶頭的好，這種帶頭，對于國家和百姓，乃至自家的身體，都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