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獻忠施政的后期，出現了一種惡性循環(huán)的傾向：他越是感到孤立，就越發(fā)變得猜疑暴戾；而越是猜疑暴戾，就越發(fā)導致他良莠不分的濫殺，使自己更加孤立。

崇禎十六年底(1643年)，張獻忠在長江中游的荊岳地區(qū)面對李自成部和明軍左良玉部兩大軍事集團的擠壓，感到難以支撐，遂進軍四川以圖自保。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張獻忠率軍以“澄清川岳”為旗號，進軍四川，八月攻克成都，并親自率軍將李自成的勢力逐出川北。是年十一月十六日張獻忠在成都正式稱帝，國號為大西，年號為大順，改成都為西京，以部將孫可望“節(jié)制文武”，桐城諸生汪兆麟“總決諸事”，并且對部將加以分封。

身居權力之巔的張獻忠開始為他的王朝謀劃了，他沿用明朝舊制，設內閣、六部及各院監(jiān)寺科道各衙門，四道設學院四員，取士察吏。出于維護政權的需要，張獻忠注意招降和吸納前朝的官吏文人，委以高官，這取得了部分地主官僚的支持與合作。并開科取士，取得了部分熱衷功名的知識分子的支持。“獻設科取士，中鄉(xiāng)試者八十人，會試者五十人……榜、探皆具。”對于科舉取來的知識分子，張獻忠也授以官職，“又配知府以游擊，知州以都儉，知縣以守備，皆以偽科所取文武進士、舉人為之”。通過招降和科舉，大西政權在初期確曾吸收了部分知識分子的加入。對于愿意歸順的前朝官吏張獻忠并沒有從一開始就使用暴力手段，“獻忠懸偽職以待鄉(xiāng)紳，設科舉以待監(jiān)生舉人。其初固無意于屠儒也。”

從這些職官的設定來看，張獻忠是有意要走一條割據一方立國自保的道路的，正如他在派人招降重慶官員時所說：“暫取巴蜀為根，然后興師平定天下”。

在四川建立了政權的張獻忠已然身處權力之巔，但是對于如何在四川才能長久立足，張獻忠和他的部下顯然缺乏經驗和耐心，以致舉措多端失調招致反抗，然而此后張獻忠彰顯出了人性之惡，走上了一條以暴易暴恣情濫殺之路。

一、對拒絕合作的地主官紳文人給予極其嚴厲鎮(zhèn)壓

大西軍進入四川以后，要求轄區(qū)內的居民必須順從大西政權。對于不合作的，常常給與極其嚴厲的懲罰。張獻忠率大軍長驅入川，以為這些知識分子必定會望風歸順，憑一紙檄書足以讓他們俯首聽命，因而除了武力，他沒有用別的策略來緩和他與前朝士紳們的對抗，“搜求仕宦及起送衛(wèi)所世職，皆殺之”。僅僅在《蜀龜鑒》一書中，我們便看到如下事例：“致仕按察祖浩正衣冠，罵賊以死；致仕大理寺正王秉乾罵賊死；新繁諸費經世與賊將有舊，欲官之，以堅辭見殺；漢州諸生陳元鵬，賊執(zhí)不屈死；舉人江禹澤妻陶氏偕婦張氏攜手罵賊死；諸生劉昌祚以不屈死……”張獻忠及其農民軍所采取的極端措施非但沒有使矛盾平息，反而將之激化。張獻忠本人的偏激情緒是導致這種無辜濫殺的直接原因。張獻忠作為大西軍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如果不是一開始就進行肉體消滅，而是采取一種緩和的策略，相信情況會好得多。

二、實行恐怖統(tǒng)治

張獻忠進入成都以后，為了盡快穩(wěn)定秩序，實行了嚴密的軍事管制和特務統(tǒng)治。根據《蜀難敘略》記載：“城門出入，必有符驗登號甘結，犯則坐死者甚。眾入城者面上猶加印記，若失之，則不得出，其后惟聽入而禁出矣。”同時對城內居民還實行特務統(tǒng)治，廣開告密之法，派人潛伏探查民間言論，“兩三偶語，或夜中燈火，及夫妻子女語言間稍涉不吉，若未平、不穩(wěn)、斷絕、死敗之類，次日并左右鄰里十家皆斬之……其有不及報，而為他處發(fā)覺者，則并查事人亦誅之……”同時，張獻忠還立剝皮、連坐之類的酷刑，其刑法尤為殘暴，近乎變態(tài)。

對行刑者，如果“剝未畢而死”，就連行刑者也一起給殺了。“凡有犯，始杖百笞千，次重割耳鼻，次重斷手足，次斬，次凌遲，次割如鵝眼大，以五百刀為限，數滿釋之，極重剝皮……”刑法如此苛嚴，讓人難免對這個農民政權望而生畏。在登基為帝后，張獻忠也大肆推行封建帝王的避諱之舉，“凡碑碣坊梁以大明、大順紀年者誅。及一方文字稱謂有誤及獻忠一字者十家連坐”。

這些措施目的雖然可以理解，但卻打上了恐怖的烙印，讓人不寒而栗。這對于剛剛誕生的新政權來說是極其不利于爭取人心的，就連普通的老百姓也難以對這個農民政權產生認同感的。

三、專制暴虐，恣情濫殺

對于不愿歸降的地主鄉(xiāng)紳張獻忠毫不留情地給予鎮(zhèn)壓，但是對于已經歸順并在大西政權里擔任職務的知識分子，張獻忠也不信任，常常恣情濫殺。“凡內外各偽文武官，偶有小過輒斬之。重則剝皮，實以稿而衣冠之。”《蜀碧》記載：擔任張獻忠大西政權的高級官吏，如右丞相嚴錫命，家住在綿州，張獻忠路過那里，“見宅第壯麗，即命斬之”。禮部尚書江鼎鎮(zhèn)，“以郊天祀版不敬”，被杖責百下而死。兵部尚書龔完敬“以道不治，剝皮死”。這些高級官吏偶有小過即被誅殺，中下級官吏被誅殺的就更多了。其部將孫可望引兵從漢中還成都，有部分官員前往郊外，“連名狀迓之于郊，獻忠怒其沿前朝陋習，按名棒殺者兩百”。“忽一日殺從官三百”，有人勸誡他不要殺得太多，張獻忠說“文官怕沒人做耶！”“祭酒某生辰，以受諸生儀一百錢，論死”。夾江生員王志道能一筆寫出一個斗大的“帥”字，張獻忠即說：“爾有才如此，他日圖我者必爾也！”于是便殺了他來祭旗。如此情形之下，人人自危，有誰還能安心的為大西政權效命。張獻忠所展示出的不是一個農民領袖的風范，而更象是一個居于權力之顛的暴君。

張獻忠的科舉取士也是帶有強制性的。如果不去參加，要受到極嚴厲的處罰，“妻子沒入營，十家連坐”。

考試之后，“已中者不得寧家，未中者不得在鄉(xiāng)居住，以為秀才在鄉(xiāng)造謠生事，并家眷盡驅入城中，十人一結，一家有事，連坐九家”。這樣手段實在是殘暴至極，難以安撫人心。張獻忠的所謂科舉考試只是機械的模仿自己敵人(明朝)的做法，并無通過科舉考試選拔人才以重用的打算。其稱帝前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舉行三次考試，雖有急需用人的現實需求，卻也說明他對科舉之事并不是很慎重，無所謂章法，隨意且充滿血腥味。《蜀碧》引《寄園寄所寄》說張獻忠開科取士得武狀元張大受，“年未三十，身長七尺，頗善弓馬……儀表豐偉，氣象軒昂”。張獻忠見后喜不自勝，賞賜金銀器皿并美女、田宅、家仆。然不到三天張獻忠便對臣下說自己太喜歡這個狀元了，喜歡得一刻也離不了，竟然派人去把這位新科狀元并其賞賜的美女、家仆一并賜死。張大受死得不明不白，其實也正說明了張獻忠的荒謬暴虐，人性之惡也彰顯無遺。

四、經濟措施的空白

張獻忠率幾十萬大軍入川，其后勤供給問題便顯露了出來。以前的流動作戰(zhàn)中，可以通過劫掠地主富商家的資財來補充軍需。在進入四川后，張獻忠的經濟舉措是一片空白。如同李自成在北京的“追贓助餉”一樣，大西軍在四川也采取了類似的措施。幾十萬大軍和各級政權的消費，基本上依賴沒收和打糧。“籍富民大賈，飭各州群籍內富民大賈，勤輸萬金，少亦數千斤，事畢仍殺之”。

《蜀碧》也記載說：“又拘紳袍富室大賈，罰餉銀皆以萬計，少亦數千，不問其力足否，事甫畢，則又戮之如初。”劫掠完了也就罷了，張獻忠卻還要殘忍的將人殺害。同時還派軍隊四出打糧，《蜀亂始末》記載：“獻賊每五日十日發(fā)人采糧”。這樣的舉措對于一個要求穩(wěn)定的政權，不僅不利于恢復和發(fā)展社會生產，而且必然導致生產的萎縮和停頓。如此強盜作風，怎能不讓人深惡痛絕！

身居權力之巔的張獻忠在統(tǒng)治策略上屢屢失誤，將自己和四川各階層對立起來了。他的殘暴統(tǒng)治激起了民眾的反抗，“逆(張獻忠)殘暴日甚，人知必死，凡有險阻，皆舉義旗”，“起義兵斬偽令者所在皆是”。殘明武裝如川南揚展部、川東曾英部也對張獻忠施予了巨大的軍事壓力，張獻忠?guī)状闻杀鲬?zhàn)都沒能取得勝利，反而損失巨大，“由是獻賊圖霸之心盡隳，剿民之心愈切”。

在地主階級的對抗面前，張獻忠用地域概念代替了階級區(qū)分，把部分四川官紳的敵對行為，反而以為是“蜀人德不知懷，威不知畏”，“是惟盡誅之，始不起義爾。”從而走上了一條以暴易暴的道路。“蜀人自我得之，自我滅之，不留毫末貽他人也”。“令閉郡邑城門，悉行斬戮”；“屠成都民于中園”；“沉金銀于江”；并且詐稱開科取士，將生員士子聚集成都青羊宮，然后殺害了其中的絕大部分(約五千人以上)。甚至對自己的部下也“惡其黨太多……欲汰(殺害)之”。“其殺鰍奴死，雪鰍死，貫戲死，刳腹死，邊地死，士盡矣！及匠傭，及婦女，及僧道，及兵卒，人盡矣！及犬牛，物盡矣！又焚其殿，碎其砌，毀其屋，堙其井，平其城，二年之間，骨積成莽，血流成渠”，在張獻忠施政的后期，出現了一種惡性循環(huán)的傾向：他越是感到孤立，就越發(fā)變得猜疑暴戾；而越是猜疑暴戾，就越發(fā)導致他良莠不分的濫殺，使自己更加孤立。張獻忠獨處于權力之巔，他的欲望如同山巔滾落的巨石，無人可以阻止，于是他的人性之惡也就隨心所欲的彰顯出來。

張獻忠在四川“繼續(xù)進行了兩年的恐怖統(tǒng)治，使人口和資源銳減。1646年底，在四川作為一個基地被消耗殆盡后，張獻忠開始向陜西進發(fā)，企圖與清軍爭奪西安。”在北上的途中，張獻忠不幸中箭身亡，大西政權也就隨之土崩瓦解。

總之，身處權力之巔的張獻忠在四川的統(tǒng)治沒有給任何一個階層帶來好處，他身上彰顯出來的人性之惡，是使其在四川無法立足以及使得四川這個天府之國在不間斷的戰(zhàn)亂中變得更加殘破不堪的重要原因。當一個喪失理性的人居于權力之巔時，他所能展示出的只是無比巨大的破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