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卒凌虐囚犯，主要目的無非向囚犯敲詐勒索。如果囚犯不給錢，就讓他們睡在潮濕的地方，還不給他們飯吃。遇到那些沒有錢的囚犯，干脆把他們像豬狗一樣對待。囚犯生病后不醫(yī)治，也不報告，直到病重甚至死后才報告上司。

監(jiān)卡是收押罪犯和犯罪嫌疑人的地方，俗稱大牢或班房。清代監(jiān)獄形式復雜，且管理混亂。一般民眾懼怕官府，對其形式多不了解，以至常常混淆這些羈押場所的區(qū)別。明清以刑部為中央司法機關，設刑部監(jiān)獄，同時各府州縣衙門也都設有監(jiān)獄。監(jiān)獄是監(jiān)禁已經宣判罪行的罪犯所在地。監(jiān)獄分為內監(jiān)、外監(jiān)、女監(jiān)三個部分。內監(jiān)關押命案大盜、死罪重囚；外監(jiān)關押輕罪刑事犯人；女監(jiān)關押女犯。縣衙門監(jiān)獄一般設獄吏一人，即監(jiān)獄的頭目，掌管監(jiān)獄一切事務，是未及流的小官，下有禁卒若干，是負責看管囚犯的隸役。

監(jiān)獄里囚的是判過刑的犯人。一般徒、流犯人一經批復就解赴配所服勞役，若無意外可不收監(jiān)。監(jiān)獄也關押新捕獲的案犯及解囚路過的人犯。清律規(guī)定了監(jiān)獄管理的各種制度，如戒具、刑具、囚衣、囚糧、醫(yī)藥、監(jiān)獄修繕、值宿查夜、警戒、提審等。《大清律例·斷獄·獄囚衣糧》中有：“凡牢獄禁系囚徒，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廢疾、散收、輕重不許混雜，鎖扭常須洗滌，席薦常須鋪置，冬設暖床，夏備涼漿，凡在禁囚犯日給倉米一升，冬給絮衣一件，病給醫(yī)藥……”按清律定制，縣衙每月?lián)芙o的伙食銀兩完全足夠食用，但經司倉、獄吏、禁卒、伙夫等層層克扣盤剝，或以霉粟換去好糧，到犯人口中，已變成既少又霉又臭、連狗都不吃的湯水了。因此許多囚犯熬不到刑滿就已病餓而死。獄卒對此也有開托的說辭，一般稱是“害牢瘟”死的。當然過去確實亦有因監(jiān)牢中環(huán)境太差，染上疾病而歿的，但也正好成為拘押在監(jiān)牢中的犯人受折磨而死后官方推托責任的托辭。

過去監(jiān)獄大門上方常繪有一個巨大的虎頭形象，名為“狴犴”。據(jù)說龍生九子，狴犴就是龍的九子之一。因它憎恨犯罪，人們就把它裝飾在監(jiān)獄大門上，以增加威懾力。監(jiān)獄又稱“牢房”，所以人們習稱監(jiān)獄為“虎頭牢”，有時還夸張其為“虎頭大牢”。又監(jiān)獄一般都設在縣衙南邊，故而稱它為“南監(jiān)”。

除了囚禁已決犯人的大牢以外，最為后人熟悉的大概就是“班房”了，又叫“卡房”，或簡稱為“卡”。反映了較多清末社會狀況的擬話本勸善書《躋春臺》有這樣的記載：“次日官問無頭，又笞一千，抬進卡內。”直到現(xiàn)在，人們還把“坐班房”作為進監(jiān)獄的代稱。其實，過去的班房并不是監(jiān)獄，它本是衙門中三班衙役值班的地方。最初為了防止延誤審判，州縣衙門常將一些民事案件的當事人、輕罪犯人以及干連佐證等押在班房候審，并派差役看管，以便隨傳隨到。

一旦關進班房，落在衙役手里，便成了衙役們凌虐、敲詐的對象。衙門差役為了敲詐勒索事主錢物，將那些無辜的證人及有關人員一概收禁，并借機向他們敲詐勒索，不滿足這些役吏的要求便不予釋放。于是本為短期監(jiān)禁的措施，就常常成為地方衙門任意敲詐殘害百姓的手段。正因為有利可圖，于是擅自擴大拘押范圍，延長羈留期限。在刑事訴訟中，不僅案犯，還有鄉(xiāng)鄰地誼干連證佐，甚至事主親屬都要處處隨審。對于這些干連證佐，按清律規(guī)定是應該取保回家候審的，但這些人一到縣衙，即被投入“班房”，“班房”逐漸發(fā)展成為私禁羈押未決人犯和干連證佐的處所。普通百姓，除了真正的刑事案犯，被判刑投入大牢，接觸到的都是這種“班房”，以致后來人們就直接用“班房”泛指監(jiān)獄。

清代班房設置很普遍。《清宣宗實錄》中記載：道光年間，福建晉江縣衙班房內“無論原被告，每押至八九百人，竟二三年不得見本官之面”。

清代班房和監(jiān)獄一樣黑暗，甚至比監(jiān)獄還更勝一籌。人們常說坐班房比坐牢更慘，因為人犯一經判刑，正式入了監(jiān)獄，縣衙就按法定飲食標準撥給口糧，雖經各道關卡盤剝，好壞總還有吃的。但是，押在班房的，口糧由本官捐廉銀購之，卡糧多不能保證，家中送來的飯也被獄吏、禁卒、三班老總所扣留、調換、吃掉。被押人餓得面黃肌瘦，以至有輕生尋死者。嘉慶十二年(1807)《上諭》中說：“州縣官濫行收押，胥役勒索凌虐，或致人證負屈輕生，無于拖斃。”班房里面，不管是證人還是“犯人”，都鬧哄哄擠在一塊，睡覺拉屎都在一起。總之，一旦進了班房，那就真如進了地獄一般，受盡虐待、折磨，暗無天日。

當然，這些都是針對無錢的平民，而有錢人即使在班房也可享受特殊待遇，花五十吊錢，可以進有床鋪的大間；再花三十吊去掉鐵鏈；再花二十吊，可以地下打鋪，要高鋪又得三十吊。要吃鴉片也可以，開一回燈五吊錢，其余吃飯吃菜也都有價錢。反正只要有錢，要什么有什么。道光年間，張集馨在《道咸宦海見聞錄》中講到四川州縣卡房情形：“卡房最為慘酷，大縣卡房恒羈禁數(shù)百人，小邑亦不下數(shù)十人及十余人不等；甚至戶婚、田土、錢債細故，被證人等亦拘禁其中，每日給稀糜一甌，終年不見天日。”傅崇矩《成都通覽》也描述了清末監(jiān)卡的情況：“大監(jiān)人犯，日皆溫飽，卡中人犯，無不凍餒，故俗稱為‘飽監(jiān)餓卡’也。聞之犯事者云：‘愿入大監(jiān)，不愿坐卡。’”“若貧苦人入卡，則多瘦斃，名曰‘干雞子’”。“卡外有買辦，犯人每欲買飲食，須出腳力錢二文至十文不等。監(jiān)內之貧犯，如能識字，便可以在監(jiān)內跑號，一月可得力錢一二千文，卡內則不能掙此錢也”。“成都卡遠監(jiān)近，遠者私刑任其拷掠，近者恐被本官查知，故成都有卡緊監(jiān)松之說”。

除了所謂的“班房”、“卡”之外，還有一些以“倉、鋪、所、店”為名的臨時羈押所，名之曰“取店保”，將一些干連佐證等人的行動限制在店鋪之內。商鋪客棧本是經營場所，羈押在這些地方則要需要交納食宿費用。家貧之人，幾天可能就會落得連口案錢都出不起。清統(tǒng)治者針對私設羈押場所弊端的蔓延，曾在《大清律例·斷獄·故禁故戡平人》中規(guī)定嚴禁“擅設倉、鋪、所、店等名”，“其押保店名目嚴行禁革”，“無干牽連者即行釋放”。但是，流弊成習，一紙空文根本禁止不了縣衙私設羈押場所，擅自拘禁干證的惡習。

監(jiān)獄、卡房收押的都是普通百姓，對于有功名、有身份的人，如秀才、舉子、地方官吏、紳士等，有了犯法嫌疑，還沒有審清定罪，就要革職看管。古有“刑不上大夫”的律條，故這些人不能與庶民百姓等同對待，不能關押在監(jiān)獄或班房里，但又必須由衙門暫時管束。只好將他們送到土地祠，由土地爺陪伴，由衙役看守，暫管起來，然后詳細勘查清楚，再行判決定罪。

不管是正規(guī)的監(jiān)獄，還是私設的班房、卡房。里邊都是暗無天日，既有獄卒的凌虐、勒索，又有獄霸的欺壓。

獄卒凌虐囚犯，主要目的無非向囚犯敲詐勒索。如果囚犯不給錢，就讓他們睡在潮濕的地方，還不給他們飯吃。遇到那些沒有錢的囚犯，干脆把他們像豬狗一樣對待。囚犯生病后不醫(yī)治，也不報告，直到病重甚至死后才報告上司。

監(jiān)獄里的獄吏是“催命判官”，而監(jiān)獄里的獄霸則是牛頭馬面的小鬼。獄霸雖然本身也是囚犯，但他們在監(jiān)獄里關押的年月長久，熟悉獄中情況，以他們的“資格”，自然而然成了犯人們的“首領”；加上他們和獄吏、牢子熟識，關系密切，獄吏也利用他們來管理囚犯。因此，他們雖身為囚犯，卻有著一般囚犯所沒有的特權和“威望”，儼然是獄中的霸主。新來的囚犯，除了要向獄吏行賄外，同樣也必須“孝敬”這些獄霸，聽從他們的指令。獄霸們利用他們與獄吏的特殊關系，相互勾結，凌虐、欺壓囚犯，肆意橫行不法。特別是新進入的囚犯，他們總要敲詐盤剝一番，如不從其意，則采用各種凌辱手段虐待新犯。《躋春臺·六指頭》：“兆鱗曰：‘卡差、犯人要四百銀子和卡，母親拿一錠與他，求他少些，他們不依，將犯生高吊，放虱唾面，最可恨者灌陽溝水，弄得犯人生死不能死，活不能活，就是大老爺也未用過如此慘刑！還望大老爺施恩，憐念斯文，犯人實在受不起了！’”在受虐的犯人看來，獄中的私刑，甚至慘過大堂的刑罰。

新犯要想免遭獄吏、獄霸們的凌虐，只有“破財消災”這一條路。過去叫“和卡”或“團倉”，指新入監(jiān)卡的犯人向同監(jiān)室的老犯(當然其中也包括獄吏的分成)交錢以免受虐待。因團倉而交的錢叫做“團倉禮”，如《躋春臺·六指頭》：“卡犯知他家富，人人歡喜，即命雞子加刑。兆鱗曰：‘各位既要加刑，還要不要錢咧？’眾犯曰：‘怎么不要錢？團倉禮是少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