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舟山群島海域與北上的建元輪發生撞擊，半小時后，太平輪沉沒在冰冷的海水中，近千名乘客隨之罹難。其中包括國民黨遼寧省主席徐箴全家、監察院監察委員邱仰浚全家、袁世凱之孫袁家藝、瓊崖守備司令部中將司令王毅、國立音樂學院院長吳伯超、《東南日報》社長陸淑影夫婦、蔣經國助手俞季虞等名流，當時官方認定，幸存者僅36人，被稱作東方“泰坦尼克事件”。

1949年1月27日，農歷臘月二十八，馬上就要過農歷年了，世界并不安樂祥和，國共內戰正酣。4天后，歷經3個月的平津戰役結束，中共取得了三大戰役的勝利，國內局勢發生根本性扭轉，國民黨敗局已定。

此時，國統區軍心、民心渙散，從政府大員到普通平民都在緊急向臺灣轉移，一股逃難潮涌動，來往海峽兩岸的輪船穿梭不停，最多的一天，高達55艘，但仍然船少人多，一票難求，往往需要人情關系才能買到票或是被通融上船。在這條忙碌的航線上，投入營運不到半年的太平輪，已經來回往返了35趟。

當天下午16時，太平輪滿載近千乘客(其中船員124名，有票的乘客508人，300多沒有票、通過各種途徑強行登船的人)，以及數百噸物資，駛向臺灣基隆港。在舟山群島海域與北上的建元輪發生撞擊，半小時后，太平輪沉沒在冰冷的海水中，近千名乘客隨之罹難。其中包括國民黨遼寧省主席徐箴全家、監察院監察委員邱仰浚全家、袁世凱之孫袁家藝、瓊崖守備司令部中將司令王毅、國立音樂學院院長吳伯超、《東南日報》社長陸淑影夫婦、蔣經國助手俞季虞等名流，當時官方認定，幸存者僅36人，被稱作東方“泰坦尼克事件”。

葛克是這次海難中的生還者之一。當年，他是國防部少校參謀，時年34歲，本來打算帶妻子兒女坐這趟太平輪，趕到臺灣過年，卻沒想到踏上了悲劇的航程。

船難發生后不久，葛克參與了受難者家屬善后委員會，出庭作證并寫下證詞，讓我們在65年后，得以了解悲劇發生時的慘狀：

我偕妻與子女購妥船票于26日上船，原定27日下午2時啟碇，不知何故竟遲至4時20分才啟碇離滬，行約8小時后于曚睡中船身砰然震動，初以為擱淺，繼乃得悉與另一輪船碰撞。建元輪被撞后立即下沉，太平輪尚以為本身無恙，船員及茶役等，亦告知旅客安心，繼續行駛，那時下艙已有海水浸入，余乃挽內子及三小兒隨眾客擠登甲板，本欲攀登救生艇，奈人已擠滿，無法插入，是時余抱長子及次女，余妻抱幼子于懷中并挽余之右臂，立于煙筒左側，緊緊擁抱，精神早已慌張失措，一切只有付諸天命。

船首右部已漸下沉，轉瞬間砰然一聲，忽感一身冷氣，知已隨旋浪墜下海中，妻兒業已失散，余連喝水數口，乃努力向上掙扎，漂浮水面，獲一木箱，乃向燈塔方向劃行。奈適退潮之際，是時有風浪，不能隨心所欲，木箱亦因進水又欲下沉。余乃另尋他物，回顧適有一大木板，離身不遠，遂乃棄箱就板，后又續上二人，三人端坐板上，下半身浸于海中，乃開始漂流茫茫大海上，作生死之掙扎，落水時之恐怖，已使精神受極大打擊，而天氣寒冷，全身又濕透……

東方漸白，遂見一巨輪向我方駛來，乃勉力嘶喊呼救……

葛克所見的巨輪是聞訊趕來援救的澳大利亞軍艦華倫孟卡號，澳大利亞軍人把漂散在海面上的生還者救上軍艦，給他們熱食熱飲，把每一個人的衣服烘干，將他們送回上海。

這是一起人禍而非天災。檔案記載：“當晚，星斗滿天，海面風平浪靜且沒有霧。”然而，據葛克后來回憶，太平輪的沉沒似乎有某種必然。他說：“船公司不守時間，是最大的錯誤，船上管理不得當，救生艇不能利用救生，反而與船同時下沉，載重逾量，全船無一空地，非貨即人，因此加速下沉，這次許多人死于非命，中聯公司當不能脫卸責任。”

當時輪船管理相當混亂，事發之后，低估了事故的嚴重性，沒有啟動必要的事故救援措施。一位名叫周侶云的女生在生還后寫給父母的信，也印證了這一點：“船上的人因為慌了，大家都擠在救生船上，船主毫不管事，結果救生船并未放下水，等到船已萬分傾斜的時候，救生船還尚未放下水，繩子用刀也割不動。”

生還者之一的太平輪廚師張順來說，開船那天正是小年夜，大多數人都沉浸在歡樂氣氛中，喝酒作樂，大口吃菜大口喝酒。船上大副、二副當晚也在喝酒賭錢，理應接班的三副并未到崗，駕駛艙出現無人駕駛狀態。船員如此尸位素餐，瀆職違規，不出事是萬幸，出事是必然。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兩艘輪船相撞后幾分鐘，路過事發海域的盛京輪收到建元輪發出的求救信號及時趕到，盛京輪詢問太平輪是否需要救援時，太平輪船長給出的回復竟是：一切都好。于是，盛京輪開走，一個絕好的施救機會被輕易放走，這才有了葛克與其他乘客生死掙扎的慘烈一幕，也讓這一起海難變得尤為讓人心痛。

華倫孟卡號到達上海后，獲救者被送進醫院，在這里，葛克遇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在太平輪事故中遇難的袁家藝的妹妹袁家姞。當年，她是剛從北平輔仁大學畢業的學生，當她得知太平輪事故后，急忙趕往醫院去探望生還者，但是沒有見到她的兄長。她見到葛克，說了一句不知是悲傷還是羨慕的話：“你怎么沒死？”

去到臺灣，葛克繼續在軍中就職，袁家姞在建中教英文，兩人頻繁交往，次年結婚，生下兩名子女，女兒是著名演員葛蕾。一場海難讓兩人相識相愛，最后走到一起，可謂離亂中的溫暖，悲傷中的喜悅，而留在他們生命中的愴痛卻恐怕是一輩子也揮之不去的。

另一個生還者王兆蘭也是如此，她是生還者中最年輕的人，她和上面提到的周侶云是僅有的兩名生還女性。

據張典婉在《太平輪一九四九》一書中介紹，王兆蘭年幼時，父母在上海開餐廳，當國共內戰形勢不利于國民黨時，1948年4月，王兆蘭的父親跑到臺北開餐廳，打下了一點基礎。1949年開年，戰爭的陰云籠罩上海，父親趕緊催母親把一家人搬到臺灣，把所有家當都帶上，作徹底的逃離。

他們原本買了機票，但發現飛機沒辦法攜帶太多家當，又換買了太平輪的船票，家中的衣物、家產悉數裝帶上船。這種情形在當時的上海絕不少見，尤其是在最后的逃難日子里，富人把家中值錢的東西裝進皮箱，用車運到碼頭，上了船之后，甚至連車都不要了。

當海難來臨時，王兆蘭掉進海里，不會泅游的她，嗆了幾口水，又被浪卷起來，此時幸運之神垂青了她，她被人拉起。如今回憶起來，慘痛的一幕仍深深地絞割她的心：“不知道什么時候妹妹的手松開了，弟弟也不見了，我被人拉上木箱上，我呆呆地看著海，清晨太陽出來了，有艘船經過，大家說喊那里！喊那里！我喊不出來……”

大海吞噬了她的母親，還有14歲的大妹王兆仙、10歲的小妹王兆菊和只有8歲的弟弟王兆章。她聽到母親對她說的最后一句話是：“帶好弟弟妹妹呀！”可是她哪里帶得好，財物、衣箱、親人都沒了，唯有思念和傷痛沒有隨黑夜逝去。

得知噩耗的父親，火速趕到上海，把王兆蘭接回臺北，為罹難的家人做了衣冠冢。劫后余生的父女倆開始了他們的新生活，父親繼續忙碌他的餐廳生意，并娶了新的妻子，協助自己操持家務，撫養子女長大成人。

王兆蘭則好好念了10年書，從初中到高中，再到師范大學。大學讀圖書資料專業，畢業后一直在圖書領域工作到退休，生養了4名子女，個個都很有成就，個個平平安安。對于歷經大難、死里逃生的王兆蘭來說，沒什么比“平安”、“太平”更可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