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大唐開國名相，人們就會想起房玄齡。房玄齡，名喬，齊州臨淄人。唐初著名政治家。太宗貞觀年間十八學士之一。在他任宰相期間，對于唐朝初年“貞觀之治”局面的形成可以說是

房玄齡自幼聰敏好學，博覽經史，善寫文章，十八歲進士極地，授羽騎尉。他不僅博學多才，且自幼便具有敏感的政治嗅覺，早在隋王朝尚在興旺時期，就預見到隋滅亡的命運。

據《舊唐書》本傳記載，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即公元617年，李淵在太原起兵，李世民被派到渭北攻打隋軍，這時正任隋隰城尉的房玄齡毅然脫離隋王朝，“杖策謁于軍門”，投奔了李世民。李世民立即任命他為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并以他為謀主。“玄齡亦自以為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為。”一心一意輔佐李世民。每次戰役勝利以后，將領們都爭搶珍玩寶物，唯獨房玄齡只考慮怎樣為秦府收攬文武人才。與房玄齡齊名的杜如晦，就是因為房玄齡的盡力保護，而留在李世民幕中，最后成為股肱之臣的。此外，他還注意搜集各地民情和亡隋的圖籍文書，以備將來治國之用，這些都表現出房玄齡過人的謀略與遠見。

隋煬帝大業十四年五月，李淵在長安稱帝，是為唐高祖，年號武德，封李世民為秦王，房玄齡被任命為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隨著唐王朝的逐漸安定，李唐皇室內部爭權奪利的斗爭愈演愈烈了起來，主要表現為皇位之爭。身為李淵次子的李世民因戰功顯赫，加號“天策上將”，位于一切王公之上，這使太子李建成對李世民產生了極大的疑忌，認為李世民會威脅他的地位，便與四弟齊王李元吉聯合，企圖置李世民于死地。這樣太子與秦王的直接沖突便不可避免了。

房玄齡在這場斗爭中充當了重要謀士的角色。當李建成與李世民之間的關系激化后，房玄齡立即找到李世民的妻兄長孫無忌商量此事，建議李世民“遵周公之事，外寧華夏，內安宗社”，意思就是讓李世民效法周公鋤掉管、蔡來除掉李建成及其同黨，這樣才可外安華夏，內保唐王室的統治。這個想法與長孫無忌乃至李世民本人都一拍即合。房玄齡、長孫無忌和杜如晦等成為推動李世民發動宮廷政變的重要人物。武德六年，公元626年6月4日，李世民率領秦府兵將在玄武門殺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這就是唐朝歷史上著名的“玄武門之變”。

“玄武門之變”后不久，李淵便自動退位，讓位于李世民，改元貞觀，是為唐太宗。貞觀三年，即629年，房玄齡被任命為尚書左仆射，行宰相之職。此后近二十年，便是貞觀盛世的二十年，房玄齡一直連任相職。他與另一位宰相杜如晦同心協力，共掌朝政。房玄齡善于謀劃，杜如晦善于決斷，兩人互相配合，同為良相，時人有“房謀杜斷”之贊。

房玄齡忠心耿耿，為貞觀之治嘔心瀝血，鞠躬盡瘁，受到當時君臣上下的一致推重。唐太宗對他的評價是：“才兼藻翰，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與魏征同時號為諫臣的王珪，曾在唐太宗面前將自己與房玄齡比較，認為“孜孜為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這是對房玄齡做為政治家生涯的最為恰當評價。

貞觀之治的成功，房玄齡功不可沒，但是，這位貞觀名相卻曾經三起三落的宦海沉浮。那么，像房玄齡這樣一位大唐的開國名臣，貞觀名相，為何有如此的三起三落的宦海沉浮呢？其中的奧妙，大可玩味。

北宋名臣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鑒》記錄了房玄齡在貞觀年間的三次停職的故事。第一次在貞觀十年，即公元636年，唐太宗的長孫皇后病故時，綜述長孫氏品德事跡時，《資治通鑒》提到有一次房玄齡因為受到批評停職回家。長孫皇后知道了，對李世民說：“玄齡事奉陛下已經很久，嚴謹小心;朝廷機密，從未泄露。所以，沒有特殊的原因，希望陛下不要舍棄他。”

另一次在貞觀二十年，即公元646年，房玄齡因為小錯被勒令停職回家反省。為此禇遂良上書勸諫說：“房玄齡從隋朝末年李家太原起兵就跟隨陛下，特別是武德末年玄武門政變時參與決策，貞觀初年選用賢能建立貞觀政治格局，若論臣下勤勉，房玄齡應推第一。這樣的人才，如果不是他有謀反等重罪，是不應該遺棄的。就算他年老體衰，也只能勸說他退休養老，按禮請退;不能因為些許小過失，就屏棄元勛老臣。”李世民看到上書后，就立即召房玄齡入宮議事。

不久，房玄齡再次犯錯“避位”回家，這一回還是沒有記載是什么錯，但進程很微妙。史書上只說，過了一陣，皇上駕幸芙蓉園，房玄齡得到消息，立即命令子弟灑掃門庭，因為他知道皇上會駕臨房家。果然，皇上李世民給自己找一臺階，“順路”來到房府，然后“順便”帶著房玄齡一起回到宮中。

據有關史書記載，房玄齡實在是一極小心謹慎之人。兒子房遺愛娶了皇帝的女兒高陽公主，女兒嫁給了李世民的弟弟韓王，他深深懂得滿招損、謙受益的道理，在皇帝授予“太子少師”職銜時，上表請求解除機要職務推出權力中樞，不僅得不到皇帝的批準，而且還下詔命令他不得繼續上表就同一問題請求不已，沒有辦法他只好接受任命。作為宰相兼任太子的老師，聲望的意義多于實際的意義，但當太子準備儀仗隊要正式拜見老師的時候，房玄齡還是沒有敢前去接受這樣的禮遇，他返回了。因此，房玄齡受到當時輿論的贊揚，認為他有謙讓的美德。

在君主政治時代，李世民的舉動合乎君人南面之術，是君主操控臣下的基本藝術，是常用手段，恩威并施，現代人稱“胡蘿卜加大棒”。皇帝必須隨時感覺到自己對權力的絕對控制，隨時顯示皇權的權威。臣下則必須知道皇帝的底線，適可而止，激流勇退。政治第一，友誼第二。

貞觀十九年，即公元645年，李世民御駕親征遼東，命令皇太子在定州監國，房玄齡在長安留守，得以便宜行事，不須奏請。有人前往留守辦公室，聲稱要告密。房玄齡問你要告誰？得到的回答是：“告您。”房玄齡馬上把此人送到前線給李世民處理。李世民聽到報告說有留臺送來告發有人謀反的事，令人持刀列隊，押上告密人，問他要告誰，回答：“房玄齡。”李世民早已料到這是怎么回事，立即大喊一聲令將此人腰斬，然后下璽書批評房玄齡不能當機立斷。

這是貞觀君臣博弈又一個極有意思的范例，雙方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都要按規則把自己的角色演好演到位演繹成教科書式的經典。李世民要給房玄齡充分的信任充分的權力，房玄齡要對得起皇上的信任;皇上要展示的是胸懷，臣下要表現的是忠誠和適度的謙卑。如果君臣都遵守這樣游戲規則，那么，不僅君臣會和睦相處，患難與共，而國家也會少了一些折騰。貞觀之治就是因為沒有什么折騰才出現的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