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的文字獄始自年羹堯案。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進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帶平叛屢建功勛，康熙末年授定西將軍、兼理川陜總督，一意依附當時還是雍親王的允禛。胤禛即位后，年羹堯備受寵信，累授川陜總督、太保、撫遠大將軍，爵封一等公。年羹堯又因妹妹是雍正暴君的妃子，開始居功自傲，雍正忍無可忍，終動殺機。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現(xiàn)“日月合璧，五星聯(lián)珠”的天文奇觀，臣僚上表稱賀，年也上表，但一是字體潦草，二是將成語 “朝乾夕惕”寫成了“夕惕朝乾”，此語意為終日勤慎，就是寫倒了意思也不變。雍正以年羹堯居功藐上，心懷不軌，那些對年羹堯有怨懟的人見皇上帶了頭，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堯被劾成九十二條大罪。年羹堯自撫遠大將軍而杭州將軍，即而被令自裁，親族、同黨或斬首或流放或貶謫。

年羹堯死后七天，汪景祺斬首示眾，即汪景祺西征隨筆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陜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堯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訪，乘機投書干謁年羹堯，做了年羹堯的臨時幕客。汪景祺這次西游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二卷，獻年羹堯收藏。年羹堯得罪抄家，《西征隨筆》被繳進宮中。雍正讀后咬牙切齒地在首頁題字云：“悖謬狂亂，至于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wǎng)也。”大約是隨筆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堯。雍正因此憤恨，但是又要表現(xiàn)自己孝道，處罪諭旨只稱汪景祺“作詩譏訕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處斬，梟首示眾，其頭骨在北京菜市口梟示了十年。妻子兒女發(fā)配黑龍江給披甲人(滿洲軍士)為奴;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革職，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牽累的人多，汪景祺僑居的平湖縣城甚至傳出“屠城”的謠言，居民驚惶逃竄。

與年羹堯有牽連的還有錢名世名教罪人案。錢名世字亮工，江蘇武進人，與年羹堯是鄉(xiāng)試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誼。雍正二年(1724年)，權(quán)勢赫赫的年羹堯進京覲見，錢名世贈詩諛頌，有“分陜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鐘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詩句以捧年的臭腳。年羹堯受誅，錢名世當然在劫難聞逃。雍正給他加的罪名是“曲盡諂媚，頌揚奸惡”。但沒有殺他，只是把他革職逐回原籍，卻又御書“名教罪人”四字，命錢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額，掛在錢家中堂上。奇恥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錢名世無臉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孫孫都抬不起頭。雍正還命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每月初一、十五去錢家查看匾額懸掛情形，如未懸掛則呈報巡撫奏明治罪。當錢名世離京時，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學士、九卿以下都作諷刺詩為錢名世“贈行”，結(jié)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詔作詩。雍正一一過目后，交付錢名世輯成專集，題為《名教罪人詩》，刊印后頒發(fā)全國學校，讓天下士子人人知曉。諷刺詩作得夠味的給予表揚，不夠味的給予處分。正詹事陳萬策詩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堯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暴君夸獎。而翰林侍讀吳孝登則因詩句“謬妄”，被發(fā)配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作詩的人當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錢名世“百年遺臭辱簪纓”;有叫謝濟世的，他批判錢名世“自古奸諛終敗露”;但是不久，他們就跟著遭殃，亡國奴做豬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國維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軍統(tǒng)領(lǐng)、理藩院尚書，雍正初年襲爵一等公，授吏部尚書，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堯一樣，是雍正的重臣，沒有他二人，雍正很難登位，尤其是隆科多，因傳遺詔而使雍正得登大寶，功不可沒。但隆日漸辜恩，使雍正日益不滿。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終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譜)罪付審，諸王大臣合議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條大罪，得旨永遠圈禁，家產(chǎn)追補贓銀，其二子也受處分。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與隆科多案有關(guān)的查嗣庭案結(jié)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數(shù)月。查嗣庭字潤木，號橫浦，浙江海寧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進士，選入翰林，經(jīng)隆科多保奏授內(nèi)閣大學士大夫，后又經(jīng)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禮部左侍郎。該文字獄詳見清初六家卷查慎行傳，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結(jié)束，查嗣庭戮尸、梟首，親族或斬或流放，牽連的江西官員統(tǒng)統(tǒng)革職。查嗣庭下獄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設(shè)浙江觀風整俗使，專職監(jiān)視士人，整頓士風(接著東南各省相繼設(shè)立觀風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詔停止浙江士人鄉(xiāng)試、會試。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擁護，說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吳山蒙恥”，條陳整頓風俗、約束士子的十條建議，雍正批轉(zhuǎn)浙江巡撫和觀風整俗使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