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期所言，甲午之后，似張之洞這般較透徹時局者，多因“中國民智未開，既不足與陳高深之義，君權太重，更不能容無忌諱之言”，而退居一隅坐觀形勢;結果使僅“竊東西洋皮毛”的“康有為輩”成了變法旗手。①

康有為賴以指導維新的思想，本就粗制濫造

所謂僅“竊東西洋皮毛”，雖是李鴻章對康有為的評價，卻也相當中肯。康氏學問淺陋，同時代人多有指摘。如葉瀚評價稱：“南海偽學，其勢雖昌，其存不久，然逆料將來，必一敗涂地”;翁同龢目之為“說經家之野狐禪”……當然，最有說服力，還是康氏得意弟子梁啟超的說法：

“(康有為)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為之為人也，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對于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其在事業上也有然，其在學問上也亦有然。”②

康氏學說，宣揚“孔子改制”，力求將西方近代民權、立憲思想，與孔儒之學揉為一體。梁啟超早年亦沉迷此道，但日后幡然，有著極深刻的反省。梁氏曾毫不留情地批評乃師實屬“舞文賤儒”：

“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學新理而緣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曾言也。……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舞文賤儒，……名為開新，實則保守，煽動思想界之奴性。”③

“例如，疇昔談立憲、談共和者，偶見經典中某字某句與立憲、共和等字義略相近，輒……沾沾自喜，謂此制為我所固有。……以為所謂立憲、共和者不過如是，而不復追求其真義之所存。……此等結習，最易為國民研究實學之魔障。”④

因有此種覺悟，梁氏自謂：“啟超自三十以后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即康有為賴以指導其政治活動的代表著作。

康黨所謂“維新”，更有暗藏“革命”之重大嫌疑

康氏“維新”的思想基礎如此不堪，其實際行動，自也難免可疑。其最大疑點就是：康氏戊戌年之“維新”，究竟是要“改良”，還是要“革命”？

首先，須知，康黨在戊戌年之前，其活動所宣揚者，乃是“保中國不保大清”。如康門弟子何樹齡曾致信康，“注意大同國，勿注意大濁國……大濁國必將大亂，為人瓜分，獨夫之家產何足惜！”⑤所謂“大濁國”，顯然是“大清國”的隱筆。梁啟超亦自承，當日康黨主持湖南時務學堂，“吾儕方醉心民權革命論，(師生)日夕以此相鼓吹”。⑥

另一康黨骨干譚嗣同，其濃烈的排滿思想，也由來已久。譚氏師從歐陽中鵠，師徒間信件往還頻繁。歐陽中鵠之孫歐陽予倩后來披露：“在他的著作中，他對清政府不滿的議論頗不顯明，他給我祖父的信里卻公然說滿人視中國為儻來之物，無所愛惜。……他對于利用光緒行新政，不過認為是一時的手段。還有一事為證，就是他曾經秘密把《大義覺迷錄》、《鐵函心史》(反清復明禁書)一類的書介紹給我父親讀。”⑦戊戌前，康黨在湖南鼓吹革命，更曾秘密內定譚氏為新政權的“伯里璽天德”(President，總統)。

再者，眾所周知，康氏在戊戌年，極少就具體的變法事宜，如新學堂怎么搞，新農商怎么搞、新軍事怎么搞等等，發表意見。其唯一孜孜不倦致力推動者，乃是請開制度局、請開懋勤殿。所謂“制度局”，按康氏規劃：在朝廷設中央制度局;地方設“十二專局”——包括：法律局、稅計局、學校局、農商局、工務局、礦政局、鐵路局、郵政局、造幣局、游歷局、社會局、武備局。具體權力關系是：“凡制度局所議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即：中央制度局負責議政，做出決策，地方“十二專局”負責具體執行。所謂“懋勤殿”，亦與此大致相似。⑧

如此，中央制度局壟斷了新政決策權;地方“十二專局”農工商學兵無所不包，壟斷了新政執行權。現存軍機處、總理衙門、六部及地方督撫臬司衙門，則全被架空。這實際上等同于一場極徹底的政變。

顯然，所謂“制度局”，大有借“維新”之名，以鳩占鵲巢之術，行“革命”之實的嫌疑。何況，在大約同期的另一份折子里，康氏還曾請求皇帝設立“孔教”，自中央到地方，建立一整套與世俗政權完全平行的神權體系，且規定教首的產生流程及權力運作獨立于皇權之外——至于教首人選，康氏在奏折中特別強調：是自己廓清了歷代學者之失，“發明孔子為改制教主”。言下之意，教首之位，非己莫屬。⑨此種構思，早已突破了“維新”界限，舍“革命”二字，實難以范囿。

注釋：

①諶旭彬：《痛苦的晚清“西學第一人”》，短史記第208期。②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華書局1954，P56-58。③④同上，P63-66。⑤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下冊)，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P863。⑥梁啟超：《時務學堂札記殘卷序》。⑦歐陽予倩：《上歐陽瓣蔃師書序》⑧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⑨康有為：《請尊孔圣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而廢淫祀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