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氣磅礴、恢弘壯闊的三國文化大舞臺上，襄陽不僅是兩漢三國文化起承轉合和樞紐與坐標，而且也是天下大亂到天下三分的戰略起點與支點，更是天下歸一的戰略基地與圓點。在漢末到魏晉跌宕起伏的三國文化全景圖中，襄陽處在群雄矚目、星漢燦爛的核心地位。

在分裂的年代，襄陽，對所有有志于統一中國的人來說，都具有無比的誘惑力。公元208年也不例外，這種誘惑不僅僅是在于襄陽城本身，更在于襄陽是整個荊州的北大門，誰掌握襄陽，誰就獲得了奪取荊州的主動權，而誰獲得荊州，誰就有了爭雄天下的資本。

這一點，所有具備戰略眼光的謀略家都看到了。諸葛亮對劉備說，“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魯肅對孫權說，荊州“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郭嘉更直接地對曹操說，“當先定荊”。

但就是在這紛繁擾攘的東漢末年，襄陽卻難得的保持了19年的和平。這不能不歸功于荊州牧劉表。

劉表，字景升。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出任荊州刺史，在賊盜橫行，道路阻隔的情況下，單身匹馬入宜城，得到當地豪強大戶蒯越、蔡瑁的支持，最終平定了荊州的內亂。正是因為看到了襄陽的重要地位，劉表很快就將治所從原來的武陵遷到襄陽。

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讓所有野心家惦念的襄陽，是由一個最沒有野心的劉表所掌控的。“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 從公元190年到公元208年，劉表治下的荊州，算得上是全國最安定的地方之一。

按照襄樊學院三國歷史文化研究所所長余鵬飛的說法，這一時段的襄陽，“是全國的文化中心。”處于南北交匯，水陸要沖的襄陽，成為世家大族，文人士子的避亂之所。進而匯聚成影響一時的“荊州學派”。盡管襄陽離亂之后，這些人又各為流散，成為各個政權中的棟梁。這其中就有服務曹魏的傅巽、徐庶、王粲，服務蜀漢的諸葛亮、龐統、尹默，以及服務東吳的潘浚。但在當時，襄陽的確稱得上是群賢畢至，人才薈萃。

但無論劉表如何努力經營，襄陽的安定平和，注定只是一種假象。擋在征途上的襄陽，如果它的主人沒有野心，那么它自己遲早是屬于野心家的。

從公元208年的早春開始，全國南北就彌漫著動蕩的氛圍。在北方的鄴城，剛剛平定烏桓歸來的曹操，迫不及待地開挖玄武池，日夜操練水軍，以備南征之需。在江南，孫權派周瑜出征江夏郡，殺郡守黃祖，“虜其男女數萬口”，開始對荊州進行試探性的進攻。而在荊州內部，依附劉表，寄居樊城的劉備，禮賢下士，結交豪杰，日益坐大，隨時有取代劉表的趨勢。

不僅僅是外患漸起，更令人擔憂的是內憂不止。這一年，劉表病重，而為了爭奪繼承權，長子劉琦和次子劉琮反目成仇，得到州內豪強外戚支持的劉琮獲得了主動，劉琦不得已帶領部分軍隊出走，駐守江夏。

風雨飄搖中的襄陽，終于匯聚齊備一切戰爭的元素。于是，這一年七月，曹操出擊了。

曹操大軍剛剛在南征途中，八月，劉表就因病而死，本已動蕩不安的荊州局勢更加復雜。孫權獲知消息后，生恐荊州有變，立即派魯肅以吊孝的名義，星夜兼程趕往襄陽觀察局勢。劉琮雖然在內部豪強的支持下，順利繼承了劉表的位置，但因曹操大兵壓境，整日惴惴不安。

這個襄陽城的少主人并不是人們想象中那樣懦弱。當周圍人勸他投降的時候，他還堅持說：“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但幼稚劉琮并不明白，對于周圍這些荊州本土的豪強來說，曹操并非最可懼的人，投降曹操，不過是換個俯首稱臣的對象而已，他們真正擔心的是，一旦抗拒曹操，讓劉備坐大，才是真正的末路。

而這也正是他們說服劉琮的借口，對劉琮來說，抗曹失敗，是死路一條。抗曹勝利，劉備一定取而代之。與其這樣，還不如早日降曹。

在這些地方實力派的協裹下，劉琮派出了使者。還未到達南陽的曹操，突然接到乞降的文書，開始并不相信，但手下謀士的一番分析，又讓他打消了疑慮。

襄陽，這座固若金湯，易守難攻的城池，就這樣輕易落入了曹操手中。勝利來得如此容易，以至于幾個月后，當周瑜的部將黃蓋發出投降信后，曹操也很快就相信了。作者：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