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是一個變革的時代。其中許多故事，都能為今天提供參考。

有這樣一個國家，套用今天的話說：它發跡于老少邊窮地區，建國初期人口少、底子薄，資源貧瘠，政治文化落后，人民素質普遍較低，還常受外族侵略。

這，就是當時處于西北邊陲的秦國。然而，在其后短短一百年間，秦國通過變法圖強，迅速超越中原各國，一躍成為政治、軍事、經濟強國，令人們震驚和贊嘆！它依次滅掉了韓國、趙國、魏國、楚國、燕國、齊國，成為天下一統的新霸主。

這是一種什么速度？秦國速度。

要知道，從秦國商鞅變法(公元前 356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公元前 221年)，只用了一百三十多年的時間——相對于周王朝八百年歷史、齊晉等國三四百年歷史的老資格來說，秦國只是一個年輕小伙子。

但事實就是如此，它華麗麗地崛起了。

這“秦國奇跡”的奧妙究竟在哪里？

為何它能后來居上？

秦，是后世談不盡的話題。無論是在歷代的史書文字里，或是考古挖掘的實物場景中，我們都能得到這樣的印證：秦軍戰斗力極強，它的軍隊紀律嚴明，士兵驍勇善戰，所向披靡。

當時的人們就評價秦國“秦，虎狼也”。在《戰國策》中，有這樣震撼的描述：崤山以東的六國的士兵，參戰時都全副武裝，穿著鎧甲、戴著帽胄。但是，秦國士兵比六國士兵都更勇猛，他們通通赤膊上陣，不做任何保護措施，他們橫沖直撞，殺紅了眼，左手拎著血淋淋的人頭，右手夾著生擒而來的俘虜，還在不停地追殺敵軍(“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秦軍的驍勇善戰，為世人所公認。

后世人們往往把秦國的強大歸因于某些具體因素，比如：使用了遠距離射殺武器“弩”、青銅劍的制造技術好、馬匹精良等。誠然，這些因素能夠決定單場戰斗的勝負，但秦軍逢戰必勝，所向披靡，其原因僅僅只在軍事嗎？

軍事，只是表象，是政治的延伸。

而政治，亦只是另一個表象。

這背后，實質上是制度的變革。

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贏者通吃的時代，誰能打，誰就是大佬。

秦國一直都在做小弟，守著自己那點可憐的土地，龜縮在西北角。

所謂“向東不能出崤函，爭南不能及巴蜀”，很長一段時間里，秦國的形勢很不樂觀，如果我們沿著北、東、南三個方向畫一個半圓，就會發現，在秦國的周邊，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C形包圍圈”，將這個國家嚴嚴實實封鎖起來。

魏國、趙國、楚國，周邊很多國家都在挑釁它，制造各種事端。面對各種挑釁，秦國就是硬不起來，幸運的是，秦國老百姓都能理解領導人的苦衷，他們說：“我們秦王是在下一盤很大的棋。”

問題是，這盤棋下了好幾代人，從爺爺輩到孫子輩，似乎車馬炮還憋在老巢里不得出來。

“不改革，就沒有出路，不改革，國家就不能發展！”站在函谷關的城墻上，秦孝公向近臣吐露心聲。

作為秦國的第三十一位君主，秦孝公想帶領秦國走向富強。

可是，改革該如何進行呢？對于一個沒有任何比較優勢的后發國家來說，一切都只是“摸著石頭過河”，沒有經驗可循。

時間不等人。

此時，各國都已經啟動改革了，而且卓有成效，請看：

魏國率先改革，領先了秦國五十多年，“李悝變法”讓魏國一躍成為強國，侵吞秦國在河西的大片土地，將秦國逼入關中，使得“秦兵不敢東向”。

楚國也開始了改革，領先了秦國三十多年，“吳起變法”，辟地千里，帶甲百萬，“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南方的大片土地歸入楚國勢力范圍。

韓國，法家名士申不害也引領變法，“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制造出了當時最先進的武器，攻擊性能極高，“天下之寶劍韓為眾”。

齊國，是春秋戰國時期最富之國，最早稱霸中原，國內經濟繁榮，商業發達，讓各國羨慕不已。

……

當各國都在爭相改革、取得一次次巨大的經濟、政治、軍事成就時，西北邊陲的秦國該怎么辦呢？

年輕的秦孝公登基伊始，便召開會議，加速改革，實現富國強國的愿望。當然，在秦孝公的心里，本國人才匱乏，他只能寄希望于國外人士。

當時各國間，人才流動頻繁，奇士高人都自薦于王公貴族，以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負。

商鞅就這樣上場了。開始的秦國的逆襲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