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馬北邙原，踟躕重踟躕。千年富貴人，零落此山隅。”東漢十二帝，除獻帝劉協之外，死后都葬在洛陽附近。邙山，是秦嶺—崤山山脈的余脈，北臨黃河，南俯洛陽，可謂風水寶地。

其間丘冢遍地，墓碑林立。東漢帝陵向來有“北五南六”之說，邙山上的五座東漢帝陵之中，就包括開國皇帝——光武帝劉秀的原陵。

滄海桑田，原陵主人早已駕鶴西去，但他所創立的東漢王朝，卻以厚重儒雅之姿，懸布在歷史的星空中。

東漢是獨立的王朝，又是西漢的延續。

在中國歷史上，復活前朝的案例并不少見。西周之后有東周，西晉之后有東晉，北宋之后有南宋。然而既能復活前朝，又能發揚光大者，唯有東漢。

人心思漢。延續了二百多年的西漢王朝，在居攝三年(8年)壽終正寢。繼立的新莽政權，又于地皇四年(23年)被推翻。已經習慣了大一統秩序的中國大地，陷入極度混亂之中。

從關中到山東，從江淮到河北，大大小小的割據政權，各種名號的農民武裝，為爭奪糧食、地盤和控制權而廝殺角逐。共同的敵人——王莽倒下之后，哪個集團能夠平定天下，誰將成為中國大地的新統治者，成為當時最重要的政治命題。

這個命題的最終答案還沒有揭曉，但是答案的選擇范圍似乎已經劃定。

王莽改革的失敗，引發了人們對劉氏漢朝的眷戀，形成了“人心思漢”的社會思潮。以劉氏子弟的名義，打出“恢復漢室”的旗號，容易得人心、聚人力。

因此，當時起兵反對王莽統治的武裝集團，其名義上的首領人物往往是劉氏宗室成員;非劉氏宗室者，要么詐稱是劉氏子弟，要么以“輔漢”為口號，就連赤眉軍這樣的農民武裝，也找了一個劉姓放牛娃當天子。

清代學者趙翼總結這一歷史現象時說，“漢自高惠以后，賢圣之君六七作，深仁厚澤，被于人者深……故雖時代改易，而民心未去，加以莽政愈虐，則思漢之心益堅”。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未來政權的一些基本屬性大致確定，即國號應該為“漢”，皇帝應該姓“劉”。

劉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今湖北棗陽西南)人。從族譜上推算，他是漢高祖劉邦的九世孫，屬于宗室子弟。不過，在枝葉繁茂、人數眾多的西漢宗室中，劉秀的地位并不顯赫。

據史書記載，年輕時的劉秀謹厚柔和，勤于農事，做過販賣糧食之類的小生意。他曾經在長安游學，學習《尚書》，只能略通大義。他曾感嘆說：“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執金吾是漢代的高級官員，地位相當于九卿，負責京城警備巡防。陰麗華是南陽有名的美女。當一名威武風光的二千石官員，娶一個漂亮女人為妻，這大概就是青年劉秀的人生理想。

地皇三年(22年)，劉秀與大哥劉縯在南陽起事，加入了以綠林軍為主力的南方反莽隊伍。第二年，族兄劉玄被推舉為這支隊伍的領袖，登基稱帝，建立了更始政權。劉縯被封為大司徒，劉秀被封為太常偏將軍。

發生在地皇四年(23年)的昆陽之戰，是中國軍事史上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這場戰役的策劃者和組織者，正是年僅二十九歲的劉秀。

當時，王莽派遣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尋統領數十萬大軍，從洛陽南下，直撲昆陽。大敵當前，眾寡懸殊，諸將只想退避自保。劉秀說服眾將，堅守昆陽，阻擊莽軍。他帶十三名騎兵沖出重圍，就近征調援兵，隨后親率三千猛士沖擊敵陣，里應外合，大獲全勝。

昆陽之戰，劉秀展現出深遠的戰略眼光、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和勇猛無畏的戰斗精神。明末清初的學者王夫之說：“昆陽之戰，光武威震天下，王業之興肇此矣。”銚期、王霸等將領，從這個時候開始，成為劉秀的忠實追隨者。

《歷代畫像傳》中的“大樹將軍”馮異。馮異是云臺二十八將之一，為光武得天下立下重要戰功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宋艷萍分析道：昆陽之戰是新朝末年王莽軍與綠林軍的一次決戰。在這次戰役中，王莽軍的主力被殲。這次戰役使王莽政權和更始政權在力量對

比上產生了根本的變化，使劉秀一戰成名，為東漢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地皇四年(23年)十月，更始軍攻入長安，王莽被殺，持續十五年的新莽政權徹底滅亡。此時，更始帝已遷都洛陽，雖然各地豪杰并起，稱霸一方，但在人心思漢的形勢下，世人基本上認可更始帝的漢統地位。進入長安后，更始政權定都長安。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趙凱說：更始帝劉玄選擇長安作為自己的都城，這是因為從漢高祖劉邦建立西漢到王莽代漢，在過去的兩百多年里，長安一直是西漢王朝的首都，劉玄既然以西漢王朝的繼承者自居，那么新政權選擇長安作為自己的都城也是順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事情。在當時“人心思漢”的時代背景下，以長安作為都城有助于提高新政權的

當更始軍攻入長安并推翻王莽政權后，就連聲勢浩大的另一支反莽起義軍赤眉軍也歸降了更始政權。更始帝試圖恢復漢朝疆域、統一全國，他分別派使者到各地撫敵納降。劉秀也終于等到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轉折。

23年冬季，在大司徒劉賜的苦薦下，更始帝最終下令，命劉秀以破虜大將軍行大司馬事的身份，持節北渡黃河，鎮慰河北。

王業之基。河北，是劉秀的王業之基。漢代所謂河北，是指黃河北面的冀州、幽州、并州，相當于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省市。西漢以來，經過百余年的開發，華北大平原已是重要的糧食產區，人口數量也相當可觀。

東漢末的政論家蔡邕說，“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意思是說，包括幽州和冀州在內的河北地區，盛產優質兵器和戰馬，是國家的軍事重地。比蔡邕年代稍晚的袁紹、曹操，都因為據有河北，先后成為漢末亂局中的巨擘，演繹了“得河北者得天下”的歷史規律。

其實，這個規律的最早實踐者，乃是光武帝劉秀。

地皇四年(23年)十月，劉秀奉更始帝之命，以破虜大將軍行大司馬事的身份，持節北渡黃河，鎮慰河北。按照漢代的官制，大司馬是最高軍事長官，地位遠在執金吾之上;持節則意味著代表皇帝，有臨事制宜、生殺予奪的大權。此時的劉秀已經不再滿足于當初“仕宦當作執金吾”的事業追求了，經歷了出生入死的戰火洗禮，經受了驚心動魄的政治斗爭，他已經有了更為遠大的政治目標。

在此之前，劉縯因功高震主，被更始帝殺害。城府頗深的劉秀使出韜晦之策，方得保身。

在更始帝身邊提心吊膽、朝不保夕的日子終于結束了。更重要的是，劉秀可以打著更始帝的旗號，發展自己的勢力。這是劉秀事業上最為重要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