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案，名為浮尸案

中國歷史上最為剛烈的大丈夫當數伍子胥。楚平王要殺伍奢，又擔心他兩個兒子回來報仇，派使者假借伍奢之名招其二子。哥哥伍尚說，父親召我，若求生不往，為天下恥笑。弟弟伍員說，俱死無益，不如奔他國，借力雪恥。伍奢與伍尚俱被殺，伍員四處逃亡。

民間對伍子胥多有好感和同情，因此有了“伍子胥過韶關，一夜白了頭”的傳說。伍子胥后來逃到吳國，他胸中始終回蕩一股憤懣之氣。與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相比，吳國是個默默無聞的小國，《戰國策》的作者甚至不屑于提到他。伍子胥來到吳國，掀開了吳國歷史最輝煌的一頁，一個弱國，因為一個人的到來而振興。

吳王闔廬，重用伍子胥，國家日趨富強。“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楚國是七國中綜合國力強盛的大國，吳楚交兵，吳兵攻入楚國國都，幾乎滅了楚國，這是楚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葉。吳國向南制服了越國，向北伐齊，大敗齊兵，威震天下。

吳國攻破楚國國都，伍子胥掘開楚平王的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倒行逆施”，完全不顧君臣父子之倫理，毅然逃亡，歷盡艱險，最終掘墓鞭尸，報仇雪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吳國的輝煌，僅是曇花一現。闔廬的兒子夫差當政后，重用奸臣伯否，疏遠伍子胥。其時越王句踐正在臥薪嘗膽，一心滅吳，吳國亡在旦夕。伍子胥敏銳地感覺到即將發生的亡國之禍，數次進諫，“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后必悔之。”夫差不聽，偏信奸臣伯否的讒言，竟然賜刀令伍子胥自剄。

剛烈的伍子胥，刎頸之前，對其舍人說，把我的眼睛挖出來懸在吳東門之上，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經此門滅吳的。夫差得知此話大怒，令人用馬革裹伍子胥之尸，浮尸江上。

臥薪嘗膽的句踐果然滅了吳國。夫差臨死時“掩其面”說：“吾無面以見子胥也”。吳國人可憐伍子胥之剛烈，為他立祠於太湖邊的一個山上，命此山為胥山。一個人的到來可以興國，一個人之死可以亡國，這就是伍子胥的故事。

第二案，名為“兔死狗烹案”

我以為天下第一智者當數范蠡。人皆以為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我以為諸葛之智與范蠡之智相比，略見遜色。一篇“出師表”，千年傳頌。諸葛丞相的忠信與睿智，世代相傳。

但諸葛一生也有幾處敗筆。一是痛失荊州，接著又有“火燒連營”，打了兩個大敗仗，死了關羽和劉備，難道丞相一點責任也沒有？二是兵出岐山，耗費多少人力和財貨，一無所獲，豈是智者所為？最主要的是，諸葛亮不能像曹操那樣，在自己身邊聚集大量人才，這是蜀國很快敗亡的主要原因。“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終于沒能成功。

但范蠡卻成功了。

越王句踐臥薪嘗膽的故事為人們所熟知。弱小的越國要想打敗強大的吳國，沒有這種非凡的、艱苦卓絕的精神是不行的。但僅有這樣的精神還不夠，還需要大智慧。非凡的精神更兼非凡的智慧，句踐與范蠡、文種，君臣戮力同心，成就了大事業。勿以成敗論英雄，歷史上成功的不知幾多。

范蠡的非凡之處不僅在于它的成功，它的更高人之處在于他成功之后所說的一段話。越國滅了吳國，范蠡隨即離開了越國，并給文種寫了一封信說：“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執迷不悟的文種不肯離開越國。越王賜文種一劍，說：“你教我滅吳七種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種就滅了吳國，你那里還有四種，把他帶到先王那里去吧。”文種只好自殺。

第三案，名為“車裂案”

中國歷史上曾有過許多次“變法革新”，最成功的要數“商鞅變法”。“戊戍變法”是失敗了，他使我們中國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富國強兵的歷史機遇。究其失敗的原因，是保守派的勢力過于強大。

在這個保守的國度，要變更祖宗之法，談何容易。但商鞅卻成功了。商鞅成功，因為它不僅有超人的膽略，還有超人的政治智慧。

一開始，他就作了一件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懸賞五金，募一人將一根木頭從國都南門搬到北門，“民怪之，莫敢徙”。于是將賞金提高到五十金，有人做到了，立刻兌付了賞金。“民怪之”，是因為政府缺乏公信力。

商鞅用這樣一個小故事確立了他“言必信，行必果”的形象。于是推行新政。在各種政令中有一條頗有意思，“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就是說不準吃“大鍋飯”。這一條出自于對人的本性的認識。可惜的是我們今天一些地方仍在吃大鍋飯，難道我們今天的智慧比不上兩千年前的商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