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無從得知宋高宗在殺岳飛這件事上究竟有哪些“頂層設計”，考諸此后的歷史，可以肯定的是，在南宋的150多年歷史中，的確再也沒有軍人干政的事件。這背后，不能說風波亭的冤獄沒有相當的震撼力——連岳飛這樣的大忠臣、大能臣都敢殺、都舍得殺，其他將領們誰還愿意“被道具”呢？

岳飛“講政治”

在民間看來，岳飛大概就是那種不大會“講政治”、只顧埋頭拉車不顧抬頭看路的“技術官僚”的絕佳樣板。

從民間各種版本的岳飛演義來看，他似乎都不那么精通于官場的逢迎之道。而之所以能從一介屌絲，奮斗到位居三公之高位，完全是時勢造英雄而已。

這類解讀框架中的岳飛，其悲劇就在于不講政治。因為不講政治，動不動就要迎還二帝，卻并不考慮最高統帥宋高宗到時還能不能繼續當家作主;因為不講政治，居然不在乎領導核心“金牌”的權威性，十一道金牌居然仍不班師，非要等老大發出催命的第十二道;因為不講政治，他居然不和善于領會領導意圖的秦檜搞好團結……

這類解讀框架下，中國特色的政治的確很黑很復雜，絕非屌絲們的有限閱歷所能應對。屌絲們便根據自己的標尺，調整了心目中英雄的尺度，把“自我”投射到了角色身上，以抒發、寬慰自己在現實政治中的無力及無奈。因此，英雄、尤其悲劇英雄，便都被簡單地歸納為一個公式：“好人”不會算計——或者是不擅算計、不屑算計——所以，總是被“壞人”算計，悲劇原來都是這么生產出來的。這樣的悲劇英雄，其在“講政治”方面的能力，幾乎如同一個可愛的弱智。

顯然，能在官場上取得與戰場上同樣輝煌的岳飛，其政治智商絕無可能如此低下。岳飛以一介平民子弟的純屌絲身份，投身中國特色的政治生態圈，并能在10年左右的時間里，“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豈能缺乏“講政治”的基本功呢？那么，他為什么在身居高位、手握雄兵之后，敢于在意見不合時，沖著皇帝撂挑子？甚至，會如此不怕觸犯大忌，涉入最高權力接班人的敏感問題？這是岳飛“講政治”能力的缺陷，還是其充分、甚至過度自信的表現？

岳飛觸及宋高宗最敏感處的，是他多次涉入最高權力接班人的設立。如，“(紹興七年二月庚子)起復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以親兵赴行在。翌日，內殿引對。飛密奏請正建國公皇子之位，人無知者。及對，風動紙搖，飛聲戰不能句。上諭曰：‘卿言雖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飛色落而退。參謀官薛弼繼進，上語之故，且曰：‘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諭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從多種不同的史料看，類似的奏對，似乎還不止一次。

盡管岳飛的后人對此予以否認，但他們也承認，岳飛的確上過《乞定儲嗣奏略》。在子孫們看來，岳飛此舉實在是為了江山社稷而不避嫌疑，“視國事猶其家，常以國步多艱，主上(宋高宗)春秋鼎盛，而皇嗣未育，圣統未續，對家人私泣，聞者或相于竊迂笑之。十年北征，首抗建儲之議。援古今，陳厲害，雖犯權臣之忌而不顧，天下聞而壯之。”(《鄂國金佗粹編續編校注》)

但是，無論岳家后人如何解讀，在中國傳統中，一個位極人臣的將領涉入接班人問題，的確是“犯權臣之忌”，自古及今，觸及這一高壓線的，幾乎都難以善終。岳飛在身后所收獲的比例極低的“差評”中，這是相當重要的一點。倘或在絕不質疑岳飛動機的前提下，對于岳飛此舉的最合理解釋，或許是：他太自信了，既高估了最高領導的胸懷，也高估了自己在最高領導心中的分量。

倘或連這點“技術”層面上的失誤，也不能歸咎于英雄的名下，那就只有最后一種解讀：徹底的“高、大、全”。岳飛固然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金翅大鵬鳥”(《說岳傳》里的岳飛前世)，甚至也不缺權謀和花招，但是他的權謀和花招、包括給皇帝使點小性子，都是為了獲取更大的權力;而他之所以需要這個權力，是為了能更好地實現光復的抱負。他講的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大政治”，而非官場爭斗、勾心斗角的“小政治”。

權為誰所用，正是中國特色的分別忠臣與奸臣的關鍵;而無論忠臣與奸臣，首先都必須是“權臣”，倘或連權力的資源都無法掌控，則無論是想做英雄還是奸雄，都只能是癡人說夢而已。

“奸臣”秦檜

有忠臣，就要有奸臣。

在中國歷史的奸臣排行榜中，無論從影響力還是知名度，秦檜都當在三甲之列。盡管歷史研究在一直不合時宜地表明，廣大人民群眾所耳熟能詳的秦檜各種事跡中，除了主和畏戰是鐵板釘釘之外，其余罪行都應了傳說中的他那句名言——“莫須有”。

但是，這并不重要。

中國的造神運動，向來是要有造魔運動相匹配的。妖魔化秦檜，雖然與神化岳飛同步，卻并非為了給岳飛做陪襯——岳飛還沒有那么大的面子。妖魔化秦檜，首先是為了讓宋高宗能從歷史差評中解脫出來。需要把岳飛抬上神壇的，正是這位皇帝的后人，而為了避免先祖在新神像前的尷尬，需要一個魔鬼來承載所有的罪孽。死去多年的秦檜，是一個相當合適的祭品。

作為新神生前的持不同政見者(沒有證據發現秦檜和岳飛有私人恩怨)，作為一個曾經有過被俘經歷的潛在變節者，作為一個執掌朝柄幾十年的前國家領導人，把他放上祭壇，其分量就能最有效地將人民群眾敬拜新神后所產生的憤怒，從造神者自身引開，而直指“莫須有”的奸臣。

在中國歷史的奸臣榜中，秦檜是個異數——居然得到了善終，而且在死后很長時間，甚至在岳飛已經被平反之后，依然享有官方的極高評價。

秦檜被選中作為祭品，是在南宋另一個著名“奸臣”韓侂胄當政時期。彼時，岳飛已經慘死半個多世紀，秦檜也已經病逝四十多年，金國發生內亂，乘機北伐便被自然地提到了議事日程上。為了進行北伐動員，韓侂胄說服皇帝，一方面將岳飛加封為王進行神化——此前宋孝宗僅僅給岳飛平反，謚號武穆，沒進行進一步的包裝;另一方面開始清算并妖魔化秦檜——此前秦檜一直都未被當作迫害岳飛的兇手。

韓侂胄對秦檜進行了政治上的鞭尸：剝奪一切謚號，改稱為“謬丑”。對秦檜的嚴厲指控，成為傳頌一時的名篇：“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續資治通鑒》宋紀卷一百五十七)，把國家積弱的所有原因，一股腦兒都推到了這個不再能自我辯解的死人身上。秦檜究竟是否叛國、是否賣國、是否陷害忠良，是主犯、還是從犯，并不重要。

韓侂胄，乃至當時那個政權，以及此后的整個民族，實在太需要秦檜這樣的反面典型了：把應該千百萬人共同承擔的責任，讓這個倒霉蛋扛了。國家為什么積弱？民族為什么衰亡？這個民族為什么總是會走到最危險的時候？原因很簡單，因為有奸臣，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因此而在苦難和血海中舒口氣：我沒有責任！顯然，這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放下包袱輕裝前進，無疑是有極大好處的。秦檜生前的忠奸善惡證據并不重要，他只是一個符號，一個全民心理治療的工具，臟了他一人，漂白千萬人，多好呀！只要把秦檜之類的萬惡魔鬼拉出來，沖著他的跪像吐口唾沫，罵句漢奸，就可以忘了自己也曾經在岳飛的廟前，在寫著“還我河山”的匾額前，乖乖地跪在八旗兵的馬前剃發。

多虧秦檜，為大家找到了自己身上本不具備的偉大和高尚，進而有了莫名的“道德自信”。

神化忠臣的奸臣

神化岳飛、妖魔化秦檜的韓侂胄，當然沒想到自己也會死于非命——1204年，他被皇帝誘殺，首級送往金國，作為求和的砝碼。此時，距離岳飛被殺62年，秦檜病逝49年，韓侂胄開展“崇岳貶秦”運動僅僅3年。

韓侂胄更沒有想到，自己死后也會名列奸臣行列——盡管他是一位堅定的抗戰派，盡管他是岳飛“神形象”的首席策劃師。

韓侂胄，北宋名臣韓琦的曾孫，根正苗紅的高干后裔;他老爹則和那個陽痿的高宗皇帝是連襟，所以韓侂胄也算是個轉彎抹角的外戚。他的最高職位是“平章軍國事”，位列丞相之上，將尚書、門下、中書三省官印都收入囊中，權勢超過秦檜，成為趙宋皇朝數一數二的權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