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5世紀初，東南亞等地出現了華人聚居區。明中后期，政府發布禁令出海，由于海外貿易的興盛，華人前往東南亞的人口有增無減。這也就形成了大規模的移民活動，這就是被稱為“下南洋”的移民潮。當然，華人傳世界也有很多艱辛，我們來看下。

南洋包括今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11國。在中國文獻中，這一地區先后被稱為“南海”、“西南海”、“東西洋”，清代泛稱“南洋”，后沿用至20世紀中期。

近代之所以出現“下南洋”移民浪潮，有深刻的歷史原因。17世紀以降，西方殖民勢力開始進入遠東地區，荷蘭、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等國家先后在東南亞開辟商埠，將遠東地區納入世界殖民貿易體系。開發東南亞急需大量勞動力，而非洲黑奴貿易在18-19世紀之交已經衰落，西方殖民國家開始把眼光投向人口眾多的中國，頒布了一系列優惠政策，鼓勵華人前往東南亞。就國內而言，閩粵自古以來便是海上貿易、對外移民活躍的地區，“閩廣人稠地狹，田園不足于耕，望海謀生”。鴉片戰爭前，“下南洋”的華人以經商謀生者居多，當時東南亞華人已有150萬之多。

“下南洋”的兩次浪潮

晚清時期，清政府被迫簽訂種種不平等條約，包括允許西方在東南沿海招募華工，因為應募者要訂立契約，名為“契約華工”，俗稱“賣豬仔”、“當苦力”。由此，“下南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其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860年代至20世紀初，出現以華人勞工為主體的海外移民潮，即苦力貿易階段。1860年代，在經歷太平天國、兩廣洪兵起義和廣東土客大械斗之后，東南地區滿目瘡痍，時值美洲發現金礦、東南亞種植園經濟發展，各國紛紛設立招工公所，飽經戰亂的閩粵人民引頸以望。洋行、公所通過雇傭“客頭”（豬仔頭），將貧民誘至“豬仔館”，簽訂契約，以出國后的工資為抵押，換取出洋旅費。當時甚至還有使用欺騙、綁架手段掠賣華工的現象。數十年間，僅東南亞地區就有大約200萬華工前往，主要集中于中南半島的種植園和印尼等國礦山。契約華工深受“豬仔館”和船主的非人待遇，招致華工反抗與各界輿論質疑，迫于內外壓力，各殖民國家相繼出臺改善華工狀況的條例。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頒布禁止販運“豬仔”與保護華僑的法令，苦力貿易終結。這一時期也有部分華人以自由勞工的身份前往東南亞從事商業、手工業與農業活動。

第二階段：從20世紀初到1950年代初，是“下南洋”的高峰時期。20世紀前期，中國國內兵連禍結，戰火不斷，而東南亞則得到殖民宗主國的扶持，除了傳統的種植園、采礦業外，鐵路、航運、金融、制造等新產業也獲得空前發展，急需熟練勞工，僅1922年-1939年間，從廈門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過500萬。日軍侵入東南亞后，打壓華人社會，大量華人回遷國內。二戰后，遷往東南亞的華人大幅減少。新中國建立后，持續數百年的“下南洋”移民潮基本停止。

“下南洋”自明代中葉開始，在1950年代戛然而止，持續近300年。俗話說“海水到處，就有華人”。海外華人華僑的總數，目前比較認可的數字是3500萬，80%分布在東南亞，其中印尼華人數量最多，約有600萬；馬來西亞次之，有500萬左右；華人占多數的唯一國家是新加坡，約占總人口的75%以上。

“下南洋”的血淚史

清代發生的著名移民浪潮，如“湖廣填四川”、“渡臺海”、“闖關東”、“走西口”、“客家南遷”，屬于國內移民，而“下南洋”、“金山夢”（到美洲開礦筑路）則是中國人走出國門的移民潮，長路漫漫，充滿了血淚辛酸。

首先是“違法”。移居海外在很長時期內是不允許的，在朝廷看來，遷居海外無異于“棄絕王化”，不僅禁止，而且對回國者嚴加制裁。直到晚清，清政府才意識到海外華僑的經濟實力與商埠的重要性，于光緒三年（1877）任命當地華僑領袖胡璇澤為新加坡首任領事。1893年，清政府才正式解除“華僑海禁”。

其次是旅途艱險。早期移民偷渡出洋，整日擔心官軍稽查與海盜行劫，海上風信難測，帆船時時有傾覆之險。近代出洋華工則幾乎與奴隸無異，飽受“豬仔頭”與“豬仔館”的虐待，華工被封禁在船艙內，條件惡劣，死亡率極高，販運華工的船只被稱為“移動地獄”。

再就是落地后的艱難。落地移民一是要克服難以適應自然環境的問題，一是受到當地各種勢力的多重壓力。殖民者急需華人參與開發，但又對華人迅速擴張的經濟實力充滿擔憂，因而有意抑制華人權益，迫害、屠殺華人的事件多有發生，尤以印尼多次屠殺華人的事件最為慘烈。殖民勢力消退后，情況有所改善，但一旦政局動蕩，華人往往成為發泄不滿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