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羅十二歲拜相，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然而，雖然沒人能達到甘羅所擁有的地位和權(quán)力，但是，在漢代也曾出現(xiàn)了大量的神童，這些神童的大名至今還記載在史書中。

《太平御覽》卷三八四引《東觀漢記》說到張堪“年六歲”，“才美而高，京師號曰‘圣童’”的故事。大致正是在漢代前后，又出現(xiàn)了“神童”的說法。

《華陽國志·先賢士女總贊論》關(guān)于揚雄的贊頌之辭中，有這樣的文句：“雄子神童烏，七歲預(yù)雄《玄》文。年九歲而卒。”《華陽國志·后賢志》附《益梁寧三州先漢以來士女目錄》列有“文學神童楊烏”，書中的注解寫道：揚雄的兒子楊信，字子烏，七歲的時候就對揚雄著《太玄》有所助益。《法言·問神》：“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太平御覽》卷三八五引《劉向別傳》：“楊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明慧。”揚雄著《太玄》一書，楊信提供了很多幫助。

楊信幫助揚雄著《太玄》時的年齡，有的說“七歲”，有的說“九齡”。無論哪一種說法正確，這個曾經(jīng)給大學問家揚雄有所提示的兒童，都是“神童”。現(xiàn)在看來，楊信很可能是最早被稱作“神童”的聰慧幼兒了。

《藝文類聚》卷三一引《先賢行狀》說，杜安在太學讀書時，“號曰‘神童’”《后漢書·樂恢傳》說到“潁川杜安”。李賢注引《華嶠書》說，杜安十三歲入太學，“號‘奇童’”。“奇童”是和“神童”語義相近的稱謂。

東漢晚期著名大學問家鄭玄，據(jù)說十六歲時就得到了“神童”稱號。（《太平御覽》卷八三九引《鄭玄別傳》）據(jù)《太平御覽》卷一八五引《管輅別傳》，有人稱贊管輅“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語，正似司馬子游獵之賦，何其磥硌雄壯，英神暢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shù)”。于是在徐州地方聲名響亮，號稱“神童”。《說郛》卷五七上陶潛《群輔錄》說到所謂“濟北五龍”：“膠東令盧氾昭字興先，樂城令剛戴祈字子陵，潁陰令剛徐晏字孟平，涇令盧夏隱字叔世，州別駕蛇邱劉彬字文曜，一云世州。右濟北五龍，少并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時人號為‘五龍’。見《濟北英賢傳》。”在陶潛筆下，此“五龍”和“八俊”、“八顧”、“八及”并說，應(yīng)當也是“桓靈之世”社會輿論人物品評的記錄。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所謂“濟北五龍，少并有異才，皆稱‘神童’”。出身一個地區(qū)的“神童”組合，體現(xiàn)了當時區(qū)域文化的某種特征。

《后漢書·鄭玄傳》記載，任嘏得到鄭玄“有道德”的稱贊。據(jù)說他從十二歲時就師，“學不再問，一年通三經(jīng)”。于時學者號之為“神童”。《隋書·經(jīng)籍志三》著錄：“《任子道論》十卷，魏河東太守任嘏撰。”這部書就是這位漢末“神童”的文化貢獻。任嘏年幼時有“神童”之稱，在漢末荒亂之年，任嘏家貧賣魚，因為官府征稅，魚價上漲數(shù)倍，任嘏卻依然照平時價格取直，于是因其“德行”受到敬重。看來，當時的“神童”絕不僅僅“夙智蚤成”，同時尤其重視道德修養(yǎng)，任嘏的事跡是引人注目的。作為品德教育典范的著名的孔融讓梨的故事，《太平御覽》卷三八五也是列于《人部·幼智》題下的：“《孔融列傳》曰：孔文舉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由此宗族奇之。”

漢末名士何晏，據(jù)說“七八歲便慧心大悟”，眾人都因此驚異，看重他的才華。曹操讀兵書，有疑而未解的地方，曾經(jīng)試探性地詢問何晏，何晏都能夠解釋疑團，一一說明。神童何晏竟然熟悉兵學，其知識面之廣，確實令人驚異。

在漢魏之際進行過活躍的政治表演的鐘會，也曾經(jīng)是著名的神童。他的事跡告訴我們，神童也是通過勤奮學習方能完成自我錘煉的。《三國志·魏書·鐘會傳》說他“少敏惠夙成”。五歲的時候，曾經(jīng)去見中護軍蔣濟，蔣濟贊嘆他特殊的才質(zhì)，說：“非常人也！”

裴松之注引鐘會母親的傳記，說夫人性格莊重嚴肅，注重教訓引導，鐘會雖然是個孩子，依然“勤見規(guī)誨”。鐘會四歲的時候，夫人就為他講授《孝經(jīng)》，鐘會于是“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夫人于是對鐘會說：學習方法不正確就容易勞倦，勞倦就導致精神怠惰，我擔心你讀書時精神怠惰，所以一步一步地引導你，現(xiàn)在你可以自學了。鐘會“雅好書籍”，對歷書也有所研究，特別喜好《周易》和《老子》。后來鐘會作了尚書郎，夫人握著他的手教導他說：你年紀這么輕就擔任重職，“人情不能不自足”，如果不自足，那么，損害和禍端就潛伏在其中呢，你千萬要謙虛謹慎，牢記歷史上的教訓啊！

鐘會日后的政治方向姑且不論，他在自我設(shè)計的特定的人生道路上取得的成功，與他母親的引導和教育有著直接的關(guān)系。鐘會的母親所教給他的，不僅僅是知識，更重要的是人生的哲理和歷史的經(jīng)驗。

漢代神童故事，都是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發(fā)生的。當時社會比較普遍地重視讀書，重視學習，應(yīng)當是神童較大面積出現(xiàn)的文化因素和歷史因素。而漢代社會具有比較積極的崇尚奮發(fā)進取的“少年”精神，或許也是神童故事得以發(fā)生和傳播的條件之一。《戰(zhàn)國策》和《史記》中可以看到“項橐”故事。這位頗有識見的神童據(jù)說曾經(jīng)“為孔子師”。漢代畫象資料中多有被稱作“孔子見老子”的畫面。中間一位手持一件玩具車的童子，就是項橐。反映項橐事跡的畫面可以告訴人們，漢代神童故事集聚著相當豐富的文化信息。我們讀這樣的故事，不限于只是知道一兩個兒童的“異才”和“慧心”，而應(yīng)當領(lǐng)略和理解當時社會的文化氣氛和時代精神。

可見神童的培養(yǎng)，不關(guān)是學校的教育，更重要的是父母的教育。當然，漢代多神童也與漢代的社會文化氛圍有關(guān)系，那時候崇尚的是經(jīng)學，成為神童只要在這方面有所成就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