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太子前，先賜死其生母。這種殘忍的傳位方式，史學界稱之為“立子殺母”或者“子貴母死”。開此先河的，是漢武帝;形成制度的，卻是拓跋氏。漢武帝“立子殺母”，在西漢僅此一例;而拓跋氏的“子貴母死”，卻在北魏沿襲成勢。

翻開《魏書·皇后傳》，關于“子貴母死”的記載，讓人觸目驚心：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后生明元……后以舊法薨;明元密皇后杜氏，……生太武……泰常五年薨;太武敬哀皇后賀氏，……生景穆，神麚元年薨;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生文成皇帝而薨;文成元皇后李氏，生獻文，……依故事……薨;獻文思皇后李氏，……生孝文帝，皇興三年薨;孝文貞皇后林氏，生皇子恂……后依舊制薨;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后生宣武……暴薨”。

這份死亡名單中，有一個很奇怪的問題：文成元皇后李氏，可以稱“依故事”死;孝文貞皇后林氏，可以稱“依舊制”死;而排在最前面的劉氏，為什么也稱“以舊法”死？帶著這份疑惑，筆者仔細翻閱了《魏書·序記》，既沒有發現這種“故事”的明確記載，也沒有找到此類“舊法”的殺人事件。這就說明，北魏“子貴母死”制度的制定者，就是開國皇帝拓跋珪;而拓跋嗣的生母劉氏，無疑是這種皇位傳承方式的第一個犧牲品。那么，北魏“子貴母死”制度是怎么產生的？拓跋珪為什么要制定這種殘忍的制度呢？

普遍認為，拓跋珪是在學習漢武帝，其實不然。眾所周知，“主少母壯”和“女主顓恣亂國家”，是漢武帝“立子殺母”的主要原因。其中，前者是基礎，后者是病癥。當時，劉弗陵只有七歲，尚在沖齡;其生母二十六歲，青春年少;漢武帝六十九歲，風燭殘年。漢武帝自知時日不多，賜死鉤戈夫人正是為了防止其成為呂后第二。相比之下，北魏劉氏死時，拓跋珪三十九歲，正值壯年;拓跋嗣十六歲，血氣方剛，且北方游牧民族男子成熟較早，拓跋珪十六歲時就已經建國創業。再者，拓跋珪之死純屬意外，如果不是非正常死亡，他完全能夠再活個十年八年，拓跋嗣也會變得更加成熟穩重。可見，“子貴母死”決不是對“立子殺母”的簡單模仿。筆者認為，北魏“子貴母死”制度的產生，幕后另有重大隱情。

北魏建國前，拓跋鮮卑還處在氏族公社解體時期。《魏書·序記》把婦人比作“天女”，以及“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的諺語，說明父系氏族社會時，婦女地位還相當高;而“昭成……議不決。后聞之……乃止”和“平文崩，后攝國事，時人謂之女國。后性猛妒忌，平文之崩，后所為也”，則反映了當時的婦女既干預朝政，也專權弄權。再者，作為東胡的一支，鮮卑人的血管里，難免攜帶著“先母而后父”和“怒則殺其父兄而終不害母”的基因。北魏要成為專制帝國，實現“父子家天下”，就必須要對阻礙封建化進程的落后習俗，尤其是對根深蒂固的“母權制”進行血腥變革。筆者認為，拓跋珪通過賜死劉氏，使拓跋嗣擺脫母權干擾，成為獨裁皇帝，是形成“子貴母死”制度的根本原因。

除了歷史遺留問題，現實情形也讓拓跋珪感到憂心。拓跋部能夠復國，北魏能由弱變強，除了母族賀蘭部的鼎立相助，還得益于妻族獨孤部的大力扶持。然而，隨著敵對政權一個個的被征服，隨著北魏國勢的日漸強盛，對中原歷史頗有研究的拓跋珪，敏銳地嗅到了外戚勢力對北魏的潛在威脅。拓跋珪是政治家，是開國皇帝，而且受過滅國之苦，為了保住這份失而復得的基業，他必須要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拓跋嗣一旦繼承皇位，其生母劉氏，這個來自獨孤部的皇太后，就可能成為獨孤部外戚染指北魏皇權的橋梁紐帶，那么，王莽篡漢的歷史悲劇就會在北魏再度上演。筆者認為，拓跋珪通過賜死劉氏，達到離散外戚部落、杜絕外戚介入、防止皇權旁落的連環目的，也是產生“子貴母死”制度的重要原因。

當然，如果北魏沒有婦人的坐鎮，這種來自“外家”的威脅也就不會存在。在歷代皇帝中，有拓跋珪這種獨特視角和憂患意識的，實不多見。為了讓制度順利實行，為了消除婦人干權，拓跋珪需要一種無形而又高壓的力量，來堵住悠悠之口。于是，他謊稱拓跋部有“后宮產子將為儲貳，其母皆賜死”的祖制，將劉氏“以舊法”處死。《魏書·太宗紀》記載了拓跋珪對兒子的教誨：“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參與國政，使外家為亂。汝將繼統，故吾遠同漢武，為長久之計。”既然“子貴母死”不同于“立子殺母”，拓跋珪為什么又要搬出漢武帝呢？筆者認為，北魏正傾心漢化，拓跋珪“遠同漢武”，就把表似神非的兩種概念鉤掛在一起，從而為“子貴母死”披上了一件合乎禮法的外衣。

在“子貴母死”的陰影下，到了元恪時期，竟然出現了“椒掖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愿生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魏書·皇后傳》)的局面，墮胎現象也屢見不鮮。再者，皇后高氏“性妒忌，宮人希得進御”，元恪面臨著絕后的政治危機。后來，胡氏不懼“子生身死”，艱難地為元恪生下了元詡這根獨苗，因功“進為充華嬪”。為皇統大計，元恪廢除了“子貴母死”制度。始于天賜六年(409)，止于延昌元年(512)，“子貴母死”在北魏沿襲七代，歷經百年，見證了拓跋鮮卑的興衰。這一制度，是氏族社會碰撞封建專制的產物，是北魏推進制度轉型的催化劑，所以，它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舉。它雖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婦人干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