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學者認為，張居正以天下為己任，不畏譏彈，敢于擔當，有傳統政治家的優秀政治品格，他是明朝中興的主要推動者和締造者。但從歷史大背景看，他的一些政策，實在談不上是改革。我認為，對張居正無限拔高的做法是不妥的。

張居正的改革，與同朝大多數官僚的治國理念并無不同

《明史·張居正傳》以“尊主權、課吏治、信賞罰、一號令”概括了張居正施政。也就是說，張居正是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中，通過強化控制、加強管理達到行政目的。張居正與同朝的大多數官僚治國理念并無不同，他的前任高拱，主張整飭吏治，加強邊備、加強法制、加強理財，甚至自嘉靖后期以來的施政大都如此。張居正在政見上與高拱、徐階等人相比沒有什么高明之處，只是他比那些人更強悍，更有政治手段，因而執行起來也更有成效。正因此，張居正在當時才得到普遍的贊揚。

張居正最值得炫耀的事就是所謂“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不加賦如何國用足？因為核準征收賦稅的土地增加了，這主要得益于清丈土地。從根本上說，當時國家財富的增加并不是由于生產力的提高，而是因為官府控制的征收賦稅的土地增加了。無疑，就征收總量而言確實是加了賦的，而且這些賦稅最后的實際承擔者還是普通農民，地主有的是辦法把他們的負擔轉嫁到普通農民身上。

還有，萬歷頭十年的振興，也并非完全是因為張居正一當了首輔就立竿見影，當時所謂“中外乂安，海內殷阜”，在很大程度上是收獲了從嘉靖到隆慶年間所栽種的果實，是從徐階到高拱等一系列能臣多年努力的結果。張居正的歷史作用被夸大了。

至于一條鞭法的推行，張居正從中得到了過多的榮譽，也有可議之處。一條鞭法的產生和推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并非一人一時之功。首先，一條鞭法不是張居正創造的，它是從嘉靖初年到隆慶年間由潘季馴、龐尚鵬、海瑞等人創立，先后在廣東、浙江等地推行并逐漸完善的。由于一條鞭法簡化了賦役手續，便于操作，受到各地方官的歡迎，不少地方官熱衷于推行一條鞭法，這種態勢經嘉靖后期、隆慶年間一直延續到萬歷初年。張居正直到萬歷九年(1581)才提出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無疑，以張居正的身份，更利于一條鞭法的推行。但這也不過是順勢而行，“天下有不得不條鞭之勢，張江陵不過因勢而行之。”(《清經世文編》卷二十九，引自《明史研究論叢》第一輯任源祥文)張居正死于萬歷十年(1582)，并且旋即遭到反攻清算，而此時一條鞭法的繼續推行，就與張居正無關了。另外，一些人過大估計了一條鞭法的意義，說它促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生發展云云。實際上，一條鞭法的主要意義在于簡化征收手續。農民的負擔并沒有因此減輕。強行征收白銀看似有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實則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而加強專制控制，則是張居正執政的主要特征。這在施政理念上了無新意。強化專制權力，壓制不同意見，做到令行禁止，不論皇帝專制，還是首輔專制，其目的、結果都是一樣的。萬歷七年(1579)正月戊辰，根據張居正的建議，朝廷下詔禁毀天下書院。“是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各省書院為公廨。凡先后毀應天府等處書院六十四處。”(《明通鑒》卷六十七)

禁止書院講學，隆慶年間，在高拱等人的推動下就已經開始了。(《國榷》卷六十六，隆慶四年三月《禁提學憲臣聚徒講學詔》)只是后來張居正的禁講學更為嚴厲、更徹底。張居正在書信中有一篇夫子自道，他說：“(講學)其徒侶眾盛，異趨為事，大者搖撼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丑穢，趨利逃名。嘉隆之間，深被其禍，今猶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憂也。”(《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九，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為學)萬歷七年(1579)，張居正上《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指斥講學是“群聚徒黨”、“空談廢業”，造成各級官員“寧抗朝廷之明詔，而不敢掛流俗之謗議;寧壞公家之法紀，而不敢違私門之請托”，因此他力主“不許別創書院”。(《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九)

講學一事，不論就其內容而言，還是參與人員而言，都可以說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不過，士大夫對講學趨之若鶩，各種新說層出不窮，就講學活動本身和講學內容的主流而言，它反映的是社會的進步。如果說，大臣們畏懼輿論，甚至不惜對抗詔旨，蔑視官法，更反映出民間思想的覺醒和輿論力量的強大，這在思想史、社會史、政治史上都被認為是進步，而且已經得到廣泛的共識。然而，一些人為了拔高張居正，對他加強專制鉗制輿論的事，不是不提就是輕描淡寫。

張居正的施政幾乎沒有受到多少批評，被批評的是他的貪權、專權、個人操守和政治道德

以往，評價者為了突出張居正受到的攻擊，說他因是改革家，所以受到保守派的攻擊，把他形容為“改革家沒有好下場”的代表人物。其實是一種錯位的評價。張居正的施政幾乎沒有受到多少批評，因為以強化專制為核心的政策符合統治者的利益，他所推行的一套政策在當時是被普遍接受的。

張居正被批評的是貪權、專權。明人沈德符批評張居正把自己比為歷史上的霍光、宇文護一類人物，說他“要挾圣主，如同嬰孺，積忿許久而發。其得后禍已晚矣。”(《萬歷野獲編》卷九)《明史》批評他“威柄之操，幾于震主”。清朝四庫館臣評價張居正說：“要其振作有為之功，與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近人鄧之誠更明確指出張居正的“驕倨”，甚至“與人書自稱孤或曰不榖。上表乞休，而曰拜手稽首歸政。明明以攝自居。”(《中華二千年史》卷五，六，明代之政治)

張居正被批評的還有個人操守和政治道德，包括勾結馮保陰謀打倒高拱，捏造案件陷害異己，貪戀權位，乃至奢侈自恣，科場作弊，等等。

對張居正作出公正評價的歷史尺度

我不非難張居正的專權。在當時的體制下不專權就做不成事。而個人操守也不是我們評價政治家的主要依據。我們評價張居正，主要看他的政績和影響。無疑，他是明朝歷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具有傳統政治家的優秀的政治品格。他曾說：“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為者。”“茍利社稷，生死以之。”真是大呂黃鐘般的錚錚之言。他教育、輔佐幼主十年，弼成萬歷初政，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堪稱一代良相。張居正利用專制權力，強化管理，振衰起弊，使明朝出現了短暫的中興，是少有的治世能臣，是傳統意義上的大政治家。

張居正對舊制度修修補補，使其得到加固，如同給垂死的舊制度服了一劑強心劑，延緩了它的壽命。但是，通過加強專制鞏固舊制度，是與當時迅猛發展的社會經濟和思想解放潮流背道而馳的。所以，張居正死后，社會變遷的潮流如同洪水沖決堤岸，不可阻擋，明朝歷史進入了轉型期。張居正成了最后的衛道士，歷史走向了他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