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應該忘記張之洞這個人，盡管張之洞的洋務事業幾乎是不了了之，遠沒有達到他所期望的富國強兵的目的，但在今天看來，他的所作所為，正是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最終走向復興的先驅。

張之洞大有作為的時期是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的前10年。這個30年，是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制度行將滅亡，是中華民族必須作出新的選擇的30年。張之洞恰逢在這個30年中任兩廣總督和湖廣總督，這使他有機會、有能力成為了這個時期中國發展的中流砥柱。

張之洞是接受慈禧太后托孤的唯一漢大臣，在晚清的政壇上舉足輕重。1901年，流亡西安的慈禧，面對闖進國門的八國聯軍，真正意識到必須變革才能救國，因而頒發上諭，宣布變法。由兩廣總督調任湖廣總督的封疆大吏張之洞為之歡欣鼓舞，隨之聯合兩江總督劉坤一，連上三道奏折，備陳學習西法、變革舊法、興學育才的主張。這些主張為慈禧一一采納，成為晚清治國的基本思路。

事實上，早在1889年，任兩廣總督時的張之洞就開始打算在廣州建煉鐵煉鋼的工廠，并委托駐英國公使劉瑞芬購買機器設備。由于調任湖廣總督，這個擬辦的工廠就跟著到了湖北，廠址設在漢陽。本來據張之洞的設想，這個漢陽鐵廠的生產能力全部發揮出來，每年可出精鋼、熟鐵3萬噸。不過事實上從來也沒有達到過這樣的產量。

當時的情況是，張之洞對于冶煉工業毫無經驗，也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和專家，他在建鐵廠之前甚至還不知道哪里有煤礦，哪里有鐵礦，就貿然要在廣東建廠。幸而他調任湖廣總督，廠址設在漢陽，在不遠的大冶找到了鐵礦。但漢陽鐵廠開工時，煉焦煤尚無著落，仍在四處尋找。

盡管這個廠從一開始就步履危艱，但毫無疑問，當時辦這樣一個廠，是張之洞試圖以實業救國的壯舉。這個廠是當時東方最大的鋼鐵廠。它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辦廠的本身。加之他在武漢陸續辦起的槍炮廠、織布局、紡紗局、制麻局、繅絲局，正是未來工業大城市武漢的基礎。

作為權傾一方的封疆大吏，張之洞在辦洋務上的決心和實踐，毫不遜色于當時洋務派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他不僅僅將自己的主張付諸行動，而且通過光緒帝批準發行200萬冊的《勸學篇》。

將自己的設想和實踐傳之全國，使之成為當時家喻戶曉的新觀念。這對于已經滿目瘡痍、積重難返的中國，對于那個一直堅持閉關鎖國的朝廷。

以致對于我們后來的發展進程，其作用都是無法估量的。張之洞叱咤風云的這個30年，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多事之秋，中法戰爭、戊戌變法、洋務運動、八國聯軍入侵、義和團運動等等。

作為舉足輕重的重臣，張之洞幾乎參與了所有的事件。除了上面所述之外，他是中法戰爭的主帥，這場戰爭是清廷對外戰爭中唯一勝利的戰爭。

他是京漢大鐵路的最先提議者，并親自督辦南段的修建。同時他還是變法運動的有力支持者，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派人物的堅強后盾。

作為一個歷史人物的張之洞，事實上是個悲劇人物。他力辦洋務，試圖以此拯救國家，但收效甚微，而且招來種種的非議和指責。當時以致后來的很多年，也沒有人認識到他的創舉的實質意義。

甚至到了民國時期，他在許多文章中的形象都一直不佳。他被說成是一個熱衷仕宦、好大喜功的政客，一個自命不凡、才高氣傲的名士。

甚至因為力主東南互保，鎮壓自立軍起義，被說成是腐敗清廷的幫兇。以至隨著歲月的流逝，隨著洋務運動的被否定，他漸漸消失在歷史的塵埃當中，被人們遺忘了。

但是，站在今天的角度上，我們不應該忘記張之洞。他作為一個封建士大夫，能有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魄力和膽識，能夠積極主張變革圖強，能在弊端叢生的腐敗清廷中有所作為，而且能夠廉潔自律，這是何等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