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出塞是西漢時期漢與匈奴兩個民族之間表示團結友好的一個通婚事件。公元前三十三年，漢元帝以非常隆重的禮儀，把自請出塞的宮女王昭君嫁給匈奴族的首領呼韓邪單于為妻，以便促進兩個民族之間的和睦共處和友好往來。昭君出塞后與呼韓邪單于生有一子。不久，呼韓邪單于病故，按照匈奴的習俗和禮儀，昭君又忍辱再嫁呼韓邪與前妻所生之子——新即位的單于。他們又生了兩個女孩，此后昭君便在大漠氈帳之中撫育子女成人，直至生命結束。由此昭君出塞的故事便流傳下來，成為歷代詩詞、戲曲、小說的一個娓娓動聽，凄凄感人的題材。東晉葛洪的《西京雜記》、唐代的《王昭君變文》、元代馬致遠的《漢宮秋》、近代尚小云主演的京劇《漢明妃》，乃至現代曹禺的新編歷史劇《王昭君》所描述的都是這件事。總之，昭君出塞的故事，今天已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了。

但是，對于昭君出塞人們也有一件事至今還困惑不解，這便是她為何自請出塞遠嫁異域的問題。因為，在漢代女子看來，出塞原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漢高祖劉邦時，為了爭取漢、匈關系的和平，曾打算把自己的女兒長公主魯元嫁給冒頓單于以和親。呂后日夜哭泣說：“妾維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漢武帝時，為了聯絡烏孫共擊匈奴，曾把江都王劉健之女細君嫁給了烏孫王，細君過不慣異族生活便作歌悲泣。可見當時女子是把出塞遠嫁視為不幸的，除非迫不得己，否則是不會去的。那么王昭君卻為何與眾不同，自請出塞遠嫁異域呢？

最早記載昭君自愿出塞的是《后漢書·南匈奴傳》，其文說：漢元帝準備以五名宮女踢給前來朝見的匈奴族首領呼韓邪單于，“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于失信，遂與匈奴。”有人根據這段史料，認為“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便是她自愿出塞的動機。因為一個良家女子，迫于封建權威，被選進“掖庭”，聽候“見御”，縱使獲得百般恩寵，也不過是皇帝手中的一個玩物。

何況“入宮數歲，不得見御”，自然不能沒有苦悶和愁思。但是昭君不是抱消極態度和用庸俗方法去對待這種苦悶和愁思的，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利用出塞的機會，擺脫這個“黃金的牢籠”。此外，還有線索表明，她出塞的動機，不僅限于狹隘的個人打算，還可能另有比較脫俗的見識。她雖然深居宮中，但對于漢匈兩族的關系也不會全無所悉。兩族關系的為敵為友，利害得失，在她的思想上不能沒有感想和反映。所以當匈奴族首領呼韓邪單于來朝見漢帝，要求聯姻時，她便挺身而出，慷慨應召，自愿扮演一個“和平使者”的角色，去肩負鞏固和加強漢匈兩族友好關系的重大使命。這種認識也是她出塞動機的一部分。

也有人認為，比《后漢書·南匈奴傳》還早三百多年的《漢書·元帝記》和《漢書·匈奴傳》就沒有記載昭君自請出塞，只記載了漢元帝把昭君“賜”給呼韓邪單于。《后漢書·南匈奴傳》記載的昭君自愿請行和親之說，可能是該書作者范曄根據民間傳說寫入的，其可信程度自然不如《漢書》。王昭君離鄉背景被選入深宮，與父母親朋隔絕已是人生之大不幸了。她難道不會聯想到了遠在漠北，習俗殊異的匈奴宮廷會是什么樣嗎？她難道認為去匈奴配異族就擺脫了“牢籠”了嗎？因此，恐怕不是她主動請行的。再說昭君的出身和她所處的時代沒有滋生為民族團結而獻身的思想基礎，也就不可能產生為民族團結而獻身的民族精神。所以昭君出塞并不是她個人的意志，而是皇帝的旨意。

近來還有人提出了一種新見解，認為王昭君是一位土家族姑娘。她的家鄉在秭歸香溪，此地歷來是“蠻夷”雜居之地，有許多少數民族。而在王昭君身上，從她入宮后不愿巧言佞色，獻媚邀寵，自愿和番等行動上，亦處處顯出她野性、剛強性格的一面，這在當時受封建束縛較深的漢族女兒來說是不易辦到的。此外，從她和番時“靚裝”請行，唯恐不被選中這點來說，她是把出嫁匈奴單于作為美事，而非作為降低身份的“下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