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七月的一天，號稱“十全老人”的乾隆帝已經67歲了，但一點也不糊涂，依然有精力在宮內接見浙江解餉官紹興府通判張廷泰。通判，只是一個正六品官，能得見天顏，可謂皇恩浩蕩了。

可麻煩就出在這皇恩浩蕩上。皇帝照例會問地方官的籍貫、出身、履歷等等以示親切關懷。張回答說他是順天府(今北京)人氏，可精明的乾隆帝聽出了紹興口音。這在當時是大事。一則本地人在本地當官，違反回避制度;二是張某可能是冒順天府籍在京師參加的科考。盡管張廷泰回奏：“幼曾隨父至紹興住居數年，遂習其土音。”乾隆還是大怒，下旨曰：“順天應試，例有審音御史、驗看月官，則特派九卿、科道，皆宜悉心詢察。且朕于各官引見，奏對履歷，為時無幾，尚能辨其語音。

諸臣審音驗看時，如果留心聽察，南北音聲無難立辨。皆由諸臣視此等事不以為意，遂至混淆莫辨，殊失敬事之義。”意思是說，我就憑兩句話聽出了張某說的是南方口音，你們那些“審音御史”是吃干飯的嗎？

何謂“審音御史”呢？這是專門為打擊“科考移民”，即“冒籍”而設置的。

古代中國十分重視籍貫，即使是父、祖做大官，其子弟依然要回原籍參加科考。清朝對考試報名地點有嚴格規定，祖父在某地入籍在20年以上，當地有祖墳、田產、住宅，才能在當地報名應試，后來改為考生本人入籍20年以上方準應試。朝廷如此防范“冒籍”，乃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平衡大一統帝國各地的利益，維護政治穩定。不過規定也有例外，國子監的監生(國立最高學府)即使籍貫為外省，也可在順天參加鄉試。所以當大官的只要給兒子弄一個國子監監生的資格，就可以來北京考試了。

宋代已出臺措施防止“冒籍”，但由于當時版圖沒有明清兩代大，各地經濟、文化發展相對平衡，因此這一規定并不十分嚴厲。到了明、清兩代就不一樣了，帝國疆域廣闊，士子眾多，而各地經濟、文化教育發展極不平衡，因此對某些地方進行政策性傾斜是必要的。鄧云鄉在《清代八股文》中介紹：“舉人各省均有定案。一般只一百幾十或零幾名，因此文化發達的省份和文化較差的邊遠省份，在考試難易上大不相同，在程度上也不大一樣。像江南江寧試場(即貢院)、浙江杭州等試場，都一萬多號舍，應試者都過萬人……邊遠省份，參試者少，中試名額亦少。如貴州中額三十六，甘肅中額三十，參試者人數與中試名額比例，大省如順天、江南(包括江蘇十之六、安徽十之四)、浙江、福建等，大約均是百分之一強的機會，即一百零幾名中才能取中一人。”

邊遠省份雖然錄取名額少，但參加考試的人也少，而且教育不發達，像江浙一帶文風鼎盛地區的士子“冒籍”應考，顯然比在本省把握大得多。而首都所在的直隸省，得到朝廷的照顧，其錄取名額和江、浙為最多的地區，其本地士子的考試水平不如江浙等省，這也是江南士子喜歡在冒順天籍的原因。

不僅僅是考舉人的鄉試，即便是科考的最低階梯———考生員(即秀才)，也難易程度不一樣。齊如山先生說他的家鄉直隸高陽，文風盛時，30余名童生才取一名生員，而同一省的淶源，常常考生還不夠應錄取的名額，基本上能把前兩行八股文寫順溜就可以中秀才。由于生員錄取是以縣為單位，童生們彼此熟悉，要“冒籍”很容易被人告發。而且考秀才有“作保”制度，考生拿錢請“廩生”(生員的一種，可以在政府領糧食，相當于公費生)做保人，考試前考官點完考生名后，再叫“某人保”，作保之廩生必須應聲“某人保”，一旦“冒籍”事發，作保的廩生也會被革去功名。

鄉試以省為單位，而且考取舉人的利益更大，那么防范“冒籍”則難度更大，只能用嚴刑峻法待之。據明末的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記載，明朝對冒籍處罰非常嚴厲。萬歷十三年乙酉科順天鄉試后，冒籍之說紛起，給事中查明馮詩等八名浙江士子冒籍在順天考試，奉旨查辦，將馮詩等二人枷示于順天府前，和其他六人都發配為民，禁錮終身，即終身剝奪考試資格。八人中有名史紀純者，他父親是翰林編修，也被革職。一干官員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

不過王朝處罰冒籍有如松緊帶，不同皇帝在位，其嚴厲程度不一樣。嘉靖年間有個超級考試牛人、浙江紹興籍的陶大順，冒籍順天考了個經魁(前五名)，這也發揮太好了，太扎眼了，被人告發，剝奪舉人資格。不過這次朝廷很仁慈，沒取消他日后的考試資格，過了幾年他在浙江鄉試中考了第四名，緊接著登乙丑科進士，官至左副都御史———專司紀檢監察的二把手。

明亡清興后，冒籍的這種把戲仍然時有發生，清朝打擊“冒籍”一如明代那樣嚴厲。到了康熙年間，開始對考生“審音”，憑其口音確定是否冒籍。到了乾隆十年，在順天鄉試時，朝廷特派滿、漢御史各一人參與“審音”，被稱為“審音御史”。但中國是個人情社會，那些冒籍者的父、祖，多半是有能量的官員，“審音御史”往往睜只眼閉只眼，送順水人情。于是就出現了乾隆爺痛斥審音御史“殊失敬事之義”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