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素來被稱為有道明君，這不僅表現在他的文治武功上，更表現在他的胸襟氣度上。除了廣納諫言，《資治通鑒》中的一段故事讓人讀來不禁會為唐太宗的氣度折服，更感嘆死囚的誠信。“辛末，帝親錄系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之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唐太宗縱遣天下死囚，約定第二年秋天來京受死，所謂“朕不負卿，卿亦不負朕”，白居易《新樂府》詩“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說的就是這事。太宗與死囚的約定竟然坦蕩如斯，難怪人們將信將疑，疑問“死囚何以能視死如歸，何不逃之夭夭？”。后人關于此事的猜測，便有了或善之頌揚，或惡之流言

歌功頌德方面認為唐太宗以一個明君的胸襟氣度，同情囚犯、相信囚犯、信任囚犯讓其回家。囚犯以同樣的誠信回報太宗，如期自詣朝堂，所以死囚的誠信并非是無因之果，他是基于唐太宗成其孝道、夫道、父道之后，回報唐太宗。死囚無一亡匿成了唐太宗的明君之道，賢人之道，王者之道。死囚的誠信是基于愛人如己的原因衍生出來的。

惡評者以歐陽修為代表。歐陽修撰《縱囚論》短文，拋出鮮明觀點，以嚴密論證矛頭直指唐太宗放死囚回家是為了博取賢君之名，太過虛偽。

信義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寧以義死，不茍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余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后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全文環環相扣，氣勢逼人，歐陽修由人之常情為論證的出發點，認為唐太宗縱囚之事，不合常情，有策劃作秀之嫌。“上頭”的人料想囚犯一定會回來才釋放他們，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囚犯們料想“上頭”一定赦免他們才再回來，因為這樣便可使太宗享有賢君之大名。上唱下和，共欺世人，不過如此，哪里有什么恩德誠信可言呢？

死囚們壓對了寶，這批人全部得了“隆恩”，免死了。《新唐書·太宗本紀》載：“(六年)十二月辛未，慮囚，縱死罪者歸其家。(七年)九月，縱囚來歸，皆赦之。”《新唐書·刑法志》亦有關于此事的記載：“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后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作為更為原始的史料，《舊唐書·太宗本紀》載：“親錄囚徒，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應期畢至，詔悉原之。”

其實，死囚在九個月內乖乖回歸并沒有潛逃實在是迫不得已。清代大儒王夫之對此有過分析：

“(太宗之世)，法令密而廬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親戚比閭而處，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粵，囚之縱者雖欲逋逸，抑誰為之淵藪者？……太宗陰授其來歸則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諭所縱之囚，交相隱以相飾，傳之天下與來世，或驚為盛治，或詫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機械所籠致而如拾者也。”從王夫之論證可見不是囚犯不想逃，他們是無處可逃。這事如此大張旗鼓，說是無人監視，實則下面官員必然早就嚴陣以待了。另外，如果真的逃走，親戚朋友必受牽連。如此布置，可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因此，王氏最后說：“古所未有者，必有妄也;人所爭夸者，必其詐也。”

無論如何，太宗為中國歷史上罕見的英主，是沒有問題的。有意思的是太宗縱囚是有德明君的作為也好，是沽名釣譽作秀也罷，他并非第一個縱囚的君王，也不是最后一個。在清儒趙翼的《陔余叢考》，其中有一篇叫《縱囚不始于唐太宗》，共舉后漢、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正史和筆記所記官吏、皇帝縱囚之事共二十余條，其中皇帝縱囚的，還有元世祖忽必烈。《世祖本紀》云：“至元十年五月，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余概行疏放，限八月內如期自至大都。后果如期至，遂赦之，共二十二人。”相比唐太宗，元世祖忽必烈就小氣多了，殺人者不縱，非死罪者，雖然都回來，赦免的也不過二十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