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遼國218年的歷史上，“大契丹”與“大遼”兩個國號是交替使用的。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機建立契丹國時，契丹僅僅控有塞北地區，故其國號為“大契丹”。938年，后晉割讓燕云十六州給契丹，于是遼太宗為這一新納入的版圖創立一新的國號——大遼。947年，遼滅后晉，遼太宗將晉改為“大遼”，把大遼這塊漢地的國號擴展到中原。但太宗北歸后，中原旋即易主，此后大遼國號仍只用于燕云漢地。于此同時，在長城以北的契丹本土仍繼續采用“大契丹”為國號。遼圣宗時，國號仍為“大契丹”。但到了遼道宗朝，公元1006年，復改“大契丹”為“大遼”。不過，《遼史》絲毫未記載歷次改國號之事，這是非常罕見的一種現象，在中國史書中是絕無僅有的。清朝學者屢屢指責《遼史》太過疏漏，如錢大昕云：“按遼自太宗建國號大遼;至圣宗統和元年，去遼號，仍稱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復稱大遼。《遼史》中皆沒而不書。”馮家昇先生認為，《遼史》的編纂者沒有記載歷次國號的變更情況，也許是他們不想引起不必要的混亂。

問題是，統治政權定立國號是一個非常莊重、神圣的事件，乃是本身的政治文化標識，宣示新政權的政治合法性。而遼統治者卻三番五次地更改國號，意欲何為？當時的歷史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

2002年2月，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寶力罕吐鄉出土了漢字蕭興言墓志銘和契丹大字永寧郡公主墓志銘。《燕京學報》發表了劉鳳翥、唐彩蘭的《遼“蕭興言墓志”和“永寧郡公主墓志”考釋》。此文考釋出契丹大字中的“大中央哈喇契丹國”等詞語和詞組。據劉鳳翥考證，音譯的“哈喇”應意譯為“遼”。

在中外歷史上，不論哪一個國家，它的“國號”都有一定的來歷和特殊的涵義。在我國古代歷史上，契丹人創建的遼朝，更改國號很頻繁。它用過的“國號”有“大遼”和“大契丹”，這兩個“國號”有什么特殊的來歷和涵義呢？由于史料的限制和語言文字的隔閡，各家推測不一，意見紛紛。總的來說，人們多在語言文字的“對音”與語義上做文章。

因水說。《三朝北盟會編》說：“阿祿阻，女真語金也。以其水產金而名之曰大金，猶遼人以遼水名國也。”類似的記載還有：“愛新，女真語金也，以其水生金而名之，猶遼以遼水名國也。”(《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這里皆主張“大遼”國號是因遼水而得名的，有人指出，遼水之遼，不是漢語，而是鮮卑語。“遼”是鮮卑語饒樂訛變而來的。遼圣宗改國號為遼時，已不知遼的語源了。

鑌鐵說。《金史.太祖本紀》載：“上曰“遼以鑌鐵為號，取其堅也。鑌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于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這里通過金太祖之口道出了“遼以鑌鐵為號”的原委。但“鑌鐵”的語義究竟與“遼”相對，還是與“契丹”相當？人們各執一詞。《蒙古游牧記》謂：契丹建國號曰“遼”，譯言鑌鐵，蓋《爾雅》“白金美者謂之鐐。”此以“遼”對“鑌鐵”，并以“鐐”代“遼”。

刀劍說。此說由日本學者白鳥庫吉提出。他在其《東胡民族考》中認為，“契丹”二字與通古斯語族、蒙古語族的小刀“類似”。所以，“契丹”原為刀劍之意是“可能”的。此說純系推測之詞，根本無法說明“契丹”的來龍去脈，而且所謂的“類似”與“可能”是沒有說服力的。但此說與上述的“鑌鐵說”已成為人們理解“契丹”涵義的普遍說法。有人認為《金史》中的“遼以鑌鐵為號”之語沒有注明資料的來源，此說是否可靠，尚難推定。

切斷說。德國漢學家戈斯塔夫?奧波特在《契丹與哈喇契丹》中說，“契丹”二字是蒙古語切斷、殺害的對音，原義為切斷。有人根據出土的契丹文字材料分析提出，蒙古語的切斷、殺害是無法與“契丹”對音的。因為出土的契丹文字資料證明，其結構是偏正式的合成詞，而蒙古語的切斷、殺害則單純是動詞，在詞的音節組成上，二者也很不相同。

領地說。《契丹民族考》認為，“契丹”二字的“丹”，當如西域地名印度斯坦的“斯坦”，表示的意思是所在地。而契丹的“契”，與相傳的契丹始祖奇首可汗之“奇”聲音相類同。二者或許有“語脈”的聯系。總之，把“契丹”理解為可汗“奇首的領地”。用西域語言與契丹語言相類比，這種方法是否正確，似可商榷。

酋名說。馮家升在《契丹名號考釋》中除贊成“鑌鐵說”和“刀劍說”之外，又自立了“酋名說”。即所謂“野蠻民族，姓氏無常。部酋之名，沿為族落之號;族落之號亦常用為姓氏。”并舉“悉獨官”、“乞得龜”、“逸豆歸”等名，說“若去語尾，則悉獨、乞得、逸豆，當知突厥語契丹之k’itai、蒙古語契丹之契塔特、乞塔，皆為“對音”。而語尾“歸”字含“長老尊稱之意。”

寒冷說。此說與上述諸說不同的是，它是在研究契丹文字資料中形成的看法。《關于契丹小字研究》的作者根據蘇聯學者達斯金的把契丹小字中的“仲冬”翻譯成為“寒冷的時節”的意見，認為“契丹”一詞源于蒙古語中的“寒冷”一詞。(內蒙古大學學報，1977.4)

上述幾種對于“大遼”和“大契丹”這兩個國號涵義的解釋，主要是從其他語言中尋找近音詞來論證的。這些“推測”是否正確，令不少懂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人捉摸不透，難以信服。當然，從語言文字入手確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正確途徑，但關鍵在于如何準確客觀的釋讀這些語言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