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極盛時期的天寶十四年(755年)，全國人口有961萬戶，5200萬人。而到肅宗乾元三年(760年)猛降至193萬戶，1699萬人，以后逐年下降，直到元和年間人口才開始回升，達247萬戶，到相對比較安定的長慶、太和年間，人口逐漸穩定在300—400萬戶之間。唐代中后期人口下降的根本原因固然與安史之亂息息相關，但也與政府控制不了流動人口有關。

早在開元天寶之際，租庸調制已經破壞。“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但將帥為了邀功，士卒死亡多不除名。在王鉷為戶口使時，“案舊籍，計除六年之外，積征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無告，則租庸之法弊久矣。” 在苛捐雜稅的暴斂之下，人們不得不開始逃亡。其后則是“科斂之名凡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是以天下殘瘁，蕩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舊唐書》楊炎傳)人口逃亡到唐后期一直沒有停止過。由于一家逃亡，租稅均攤于鄰里，鄰里逃亡，其租稅仍攤于鄉縣，于是一室空而四鄰亦盡。一家逃而牽動鄉鄰，一鄉動而牽動全國。元和十三年(818年)李渤上書曰：“臣出使經行，歷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才一百余戶，闅鄉縣本有三千戶，今才有一千戶，其他州縣大約相似。訪尋積弊，始自均攤逃戶。凡十家之內，大半逃亡。”(《舊唐書》李渤傳)這里沒有一個時間年限，不知道在多長時間內人口逃亡率在三分之二以上。

受安史之亂影響的主要是北方，南方由于沒有受到戰爭的直接破壞，應該說影響不著。特別是湘南之衡、永、郴等州，物產較為豐富，“潭、衡、桂陽必多積谷……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眾，待此而強。”(《舊唐書》劉晏傳)人口的逃亡應當相對較少。但從文獻上看，人口逃亡也是觸目驚心的。柳宗元在永州(約805— 815年)時寫的《捕蛇者說》，借用捕蛇者蔣氏之口，說出了湘南人口的異動情況。“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即徙爾。”六十年間，人口逃亡或死亡率達90%以上，三十至四十年間，為70%— 80%，十二年間為50%—60%。這個數據雖限于一個很小的地區，而且是一個粗略的估計，但卻與李渤的數據相仿佛。

據《舊唐書》和《新唐書》，天寶年間，郴州八縣有31303戶，道州五縣22551戶、139063人，永州四縣27494戶、176168人，衡州六縣33688 戶、199228人，以衡州戶口最多。元和六年(811年)正月，衡州刺史呂溫在“簡獲隱戶奏”說到衡州戶口逃亡情況時，不僅統計數字準確，時間跨度確定，而且有一個相當大的區域范圍，包括衡陽、衡山、常寧、攸、茶陵、耒陽六縣。這使我們對唐代逃亡戶口的普遍性有一個準確的認識。該奏折說：當州舊額戶一萬八千四百七，除貧窮死絕老幼單孤不支濟等外，堪差科戶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后團定戶稅，次簡責出所由隱藏不輸稅戶一萬六千七百。伏緣圣恩錄臣在道州微效，擢授大郡，令撫傷殘。臣昨尋舊案，詢問閭里，承前征稅，并無等第，又二十余年，都不定戶，存亡孰察，貧富不均。臣不敢因循，設法團定，簡獲隱戶，數約萬余。州縣雖不增征科，所由已私自率斂，與其潛資于奸吏，豈若均助于疲人。臣請作此方圓，以救凋瘵，庶得下免偏苦，上不闕供。

呂溫元和五年七月到衡州任刺史，第二年八月去世，他的主要功績是清查戶口與確定戶等。他的這個奏折告訴我們：第一是舊額原有的18407戶，現在清查后僅存8257戶;逃亡或死亡10000多戶，新查出隱藏戶16700(《唐會要》為16007，相差六百余戶);則衡州當時有戶24857。第二、呂溫制定了新的戶等，此前的衡州沒有制定戶等，只是按照過去的舊稅征收。第三、從“又二十余年都不定戶”一句來看，應指頒布制定戶等的賦稅改革的建中元年(780年)之后的二十余年，但如果按780年算，應是30年了，并不是二十余年，因各種原因存在著地區與時間差距，可能唐王朝確定湖南定戶等的時間在780年以后，所以，此舊額應當指新稅制頒布后所做的戶口清查與確立戶等，由于某種原因，以前的刺史沒有完成制定戶等的工作，直到呂溫來此之后才最終制定戶等。

從天寶十四年(755年)到楊炎改革的建中元年(780年)為二十五年，衡州人口減少15000余戶，總體上尚有18000余戶，人口逃亡或死亡率約45%。從780年到元和五年(810年)為三十年，戶口由18000增至24000余戶，增加了六千余戶。這種增加與呂溫的清查戶口有關。但我們從這次清查中看到了衡州人口極大的流動性、流動的普遍性和人們定居時間的短暫性。

從呂溫的清查中我們看到，從建中元年到元和五年的三十年間，衡州逃戶及貧病死亡就達10000多戶，占整個戶口數的55%，而新逃至的又是16000多戶。占當時戶口總數的66%以上。逃亡與新逃至的達二萬六千多戶，超過當時當地戶口總數二千多戶。可見唐后期人口逃亡相當嚴重，三十年間人口變動異常劇烈，三分之二的人口都是新遷來的。這與柳宗元所說永州情況相似，三十至四十年間，人口逃亡或死亡率為70%—80%。從柳宗元與呂溫奏折中，我們看到唐中后期人口的流動情況，社會動蕩，人心浮動，為逃避賦稅與徭役，一個個家族或宗族，親朋好友，拖兒帶女，尋找避稅之所，他們每到一處新地方，蓋一間草房，還來不及住上三五載，又匆匆逃亡到另一個地方去。

造成唐代中后期人口大量逃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賦稅與徭役。“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為游人。”(《新唐書》韓思彥傳)人們逃亡，主要是逃避賦稅與徭役，兩稅法的實施正是針對人口逃亡而來的。 “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于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舊唐書》楊炎傳)就是不分主戶還是逃亡而來的客戶，統統一樣要向國家納稅服役。這種稅收改革增加了唐王朝的稅收，也多少改變了無地或少地農民賦役承擔不均的問題，因而起到了相對穩定社會、減少逃亡的作用，但沒有從輕徭薄賦這個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人口的逃亡到唐王朝滅亡之前都沒有解決，逃亡實際上成了人民反抗的政府唯一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