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權將軍女兒左太北7月3日在《參考消息》撰文紀念自己的父親，抗戰中犧牲的名將左權將軍。左太北在文中寫到，和父親分別的時候，我還在襁褓中，還不會喊“爸爸”，但沒想到，一句未喊出的“爸爸”，竟然成了我永生的遺憾。文章內容如下：

2014年8月29日，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其中包括我的父親左權，他是抗日戰爭中我黨犧牲的最高將領。

年底，臺灣軍方發行了一份2015年抗戰英烈紀念月歷，在“國軍少將”部分，父親左權同樣位列其中。

父親作為一名抗日英烈，能得到國共雙方的共同認可，我深感驕傲，也更加體會到了當年父輩為救亡圖存慷慨赴國難、熱血沃中華的悲壯與豪邁，體會到了他們無私奉獻、英勇奮斗的革命精神，更體會到了和平生活的來之不易。

“愿拼熱血衛吾華”

1937年12月，在寫給奶奶的家信里，父親這樣寫道：“日寇不僅要亡我之國，并要滅我之種，亡國滅種慘禍，已降臨到每一個中國人民頭上。”因此，他“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過去沒有一個銅板，現在仍然是沒有一個銅板，過去吃過草，準備還吃草”。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日軍對抗日根據地進行頻繁掃蕩，推行所謂的“囚籠政策”。1940年7月，父親協助朱德、彭德懷動員指揮100多個團，在華北地區2000多公里的戰線上，對日本侵略者發動了以交通破擊戰為主的大規模攻擊，擊斃擊傷日軍2萬多人，破壞鐵路470多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破壞橋梁、車站258處，并繳獲了大批武器和軍用物資，對日軍造成了沉重打擊。

1941年11月，在保衛黃崖洞兵工廠的戰斗中，父親指揮守山的八路軍1200多人，與陸續增援達5000多人的日軍，鏖戰10個晝夜，共斃敵1000多人，其中大隊長以上軍官5名，我方傷亡166人，以6：1的輝煌戰績，開創了中日敵我傷亡對比空前未有之紀錄。此戰被中共中央軍委評價為“1941年以來反掃蕩的一次最成功的模范戰斗”。

我軍的接連勝利讓華北日軍惱羞成怒，1942年5月25日凌晨，數萬日軍精銳部隊將八路軍總部包圍于遼縣麻田以東的南艾鋪一帶。敵機開始瘋狂地掃射投彈。彭德懷和父親決定分路突圍，父親堅決要求由自己率部擔任掩護和斷后。

總部警衛連要護送父親先走，被他一口回絕：“北方局和黨校那么多同志需要我，我留在后面指揮，和大家一起突圍！”他揮著手一邊往前沖一邊大喊：“同志們，不要怕飛機，沖過去就是勝利！”

“左參謀長和大家在一起”的消息迅速在突圍人員中傳開，鼓舞了大批人順利突圍。通過第三道封鎖線后，護衛彭總突圍的總部直屬部隊連長唐萬成率部返回專程接應父親，他還是拒絕了。

父親率最后一批同志沖到距十字嶺頂峰十幾米處時，敵人炮火十分猛烈，一顆炮彈在他身旁爆炸，飛濺的泥土劈頭蓋臉揚了他一身。作為一名身經百戰的老兵，他應該知道緊接著會有第二顆炮彈射來，他應先臥倒，然后一個側滾翻，就可以避開第二顆炮彈，這個動作下意識就能做到。然而，他連腰都沒彎一下，站在高地上一直大喊著指揮突圍，完全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

第二顆炮彈過來了，他的喊聲戛然而止。

硝煙過后，他的身影從山口消失了！

父親被炮彈擊中頭部，以身殉國，年僅37歲。

在父親的公葬日，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羅瑞卿在墓前說：“給烈士們行禮并沒有完事，今后還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是報仇！第二件是報仇！第三件還是報仇！”

我以我血見忠誠

父親在留蘇期間，成績優異，為人正派，威信極高。但在1928年的一天，父親和一些留蘇同志一起在宿舍吃了一頓中餐，被王明知道了，便說他們是“江浙同鄉會，有托派嫌疑”。自此，父親被戴上了“托派嫌疑”帽子，接受嚴格審查，并受到了黨內警告處分。

1930年，父親學成回國，進入蘇區，而王明集團1931年在黨內取得了領導地位，他們把在蘇聯的舊賬帶回國內清算。父親成為當年蘇區肅反擴大化首當其沖的受害者，于1932年被撤銷紅十五軍軍長兼政委之職，并被給予留黨察看的處分。

此后，父親從未停止過申訴。直至殉國前的1941年11月，父親還再次發電報向黨中央申訴：“我可以以我全部政治生命向黨擔保，我是一個好的共產黨員……”

1942年春，彭德懷還專門給中央寫了封信，說他可以證明我父親對黨無限忠誠。然而，父親再也沒能摘掉“留黨察看”的“緊箍咒”，直至含冤殉國。

據開國中將蘇靜回憶，父親犧牲后不久的一天，他在延安散步，碰巧遇到了毛主席，走到跟前，毛主席握著他的手，滿含淚水地說：“左權同志犧牲了，前兩天他還給我來過信，提到他的問題，我正要著手去解決他的問題，他就犧牲了，很遺憾。”

延安各界為我父親舉行了追悼會，朱德總司令寫下了后來流傳很廣的悼念詩：“名將以身殉國家，愿拼熱血衛吾華；太行浩氣傳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烽火家書抵萬金

父親在家中排行老四，是最小的兒子。自從19歲離家求學后，整整18年，再也沒有回過家。

而遠在湖南的奶奶，一直盼著兒子回家，盼得望眼欲穿，從抗戰勝利盼到解放戰爭勝利，沒人敢告訴奶奶父親已經捐軀的事情，直到1949年夏，揮師南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奉朱德總司令之命，到家鄉看望奶奶。

得知兒子殉國的消息后，奶奶請人代為撰文悼念兒子：“吾兒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兒，現已得著民主解放成功，犧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兒有知，地下瞑目矣！”兩個月后，奶奶也與世長辭。

1940年5月27日，我出生在太行山八路軍總部抗日前線的烽火硝煙中。當時也是抗日前線打仗打得最厲害的時候，父親忙于戰事根本顧不上我和母親，只好在我出生僅三個月不滿百天的時候，把我和母親送到了延安后方。

日本鬼子的炮彈奪去父親的生命時，我還差兩天過兩歲生日。父親的形象在我的記憶中十分模糊，對父親的了解更多是來自他生前寫給母親的信件，以及遺留下來的文章。

我人到中年才知道父親對自己的愛。42歲那年，我收到了“文革”抄家后被發還的物品，其中有父親在抗戰中近兩年間寫給母親的11封信。每一封信，父親都大段大段地提到他心愛的女兒。通過父親留下的家書，我才更加深切地了解父親，更理解他和愛他。

作為八路軍副參謀長，也許是因為職業習慣和工作需要，父親總給人感覺是一個感情內斂、沉默嚴肅的人。僅存至今的幾張照片中，他總是嘴唇緊閉，軍容極為嚴整地站在照片一角。

只有一張照片例外。這是父親與女兒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全家福”。在這張照片中，父親抱著未滿百日的我，身邊坐著年輕漂亮的母親劉志蘭。在濃濃的天倫之樂中，父親露出了難得的笑容——34歲才娶妻，得女已是中年，父親是真正的開懷而笑。這是一張臨別前的照片，母親即將帶著我回到延安。照相后，父親在村口與我們揮別。但那一別，即成永別。

父親一個月僅5元津貼，還有抽煙的習慣，但只要有機會，他就把攢下來的錢托人給母親帶去，帶來的還有一些給我的戰利品：一瓶魚肝油丸、一包餅干、一袋糖果……

提到女兒，只能用一個詞來形容剛毅無言的父親——錚錚硬漢，完全被“溶化”掉了！

細膩的父親給花朵一樣的寶貝閨女買花布，讓人給女兒做衣服、織毛衣毛褲，再讓回延安的同志艱難地帶過封鎖線……只是因為許久沒見過女兒，不知道一兩歲的孩子到底長得多快，做出來的衣服有大有小。

夏天，他給我帶來熱天穿的小衣服；冬天，他記掛著小家伙別凍壞了手腳；每次我病了，焦急的父親反復在信里念叨：“急性痢疾是極危險的”“有了病必須找醫生”——在敵后極為艱苦的環境下，父親在指揮八路軍進行戰斗、研究軍事理論的同時，最大程度地盡到了做父親的責任。

看看這個不愛講話的人在信中對女兒的愛稱吧：小鬼、小家伙、小寶貝、小天使、小東西……舐犢之情，躍然紙上。對女兒的愛，縱使遠隔70多年，依然還在散發著燙人的熱量。

犧牲前3天，父親在給母親的最后一封信中，想象著與妻女團聚的情景：“有時總仿佛有你及北北與我在一塊玩著、談著。特別是北北非常調皮，一時在地下，一時爬到媽媽懷里，又由媽媽懷里轉到爸爸懷里來……”

從未喊出的爸爸

和父親分別的時候，我還在襁褓中，還不會喊“爸爸”，但沒想到，一句未喊出的“爸爸”，竟然成了我永生的遺憾。我從小就知道，自己的父親是烈士，但并不明白這個詞的具體含義。我只是奇怪，大家都熱熱鬧鬧的時候，那個叫做“爸爸”的人怎么不在。

1942年，母親給父親拍電報，問如果日本人轟炸延安怎么辦。父親回信說：“我如此愛太北，但如果時局有變，你可大膽地處理她。大膽處理太北的問題，不必顧及我。一切以不多再給你受累，不再妨礙你的學習及不必要的行動為原則。”所幸的是，我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能夠幸免于難，但父親卻不在了。

父親的犧牲給了母親很大的打擊。年僅25歲的她，懷著巨大的悲痛獨自撫養女兒，堅強地學習和工作。與爸爸僅僅一年多的幸福生活成了她心中永遠的思念和永遠的痛！后來在編輯《抗戰家書》的時候，我真切地感到，父親深深地愛著我們母女。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我們將是多么幸福的一家啊！

我曾想，如果父親老了，自己能推著坐在輪椅上的他外出曬曬太陽，都是很幸福的。但是，這種普通人都品嘗過的幸福，烈士的孩子們卻從來沒有得到過，他們甚至沒有機會當面親口叫出那么普通的幾個字：爸爸、媽媽。

前些年，我開始沿著父親走過的路行進。第一站就來到了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山西省武鄉縣磚壁村，一個位于太行絕頂的小村子。

幾十年前，我就出生在村里的奶奶廟。不經意間，小院中已經聚集了很多老人。忽然，老人們齊聲高唱四段歌詞的《左權將軍之歌》。曾抱過我的房東，相隔了半個多世紀，又一次抱住了年逾花甲的我。我心想，這個懷抱要是父親的，該有多好。

退休后的這十多年，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尋訪父親戰斗過的土地、研究和整理有關父親的資料上。每次參加這樣的活動，在我的心中都會留下一個深深的烙印：父親左權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有一身寧折不彎的錚錚鐵骨。正因為他是民族的英雄，中國人民會永遠懷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