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會戰爆發后，豫園旁的道路上擠滿了難民，如今豫園周邊的道路和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淞滬會戰期間，上海城隍廟大門外，炮火紛飛，無數英勇的中國戰士在抵抗日本侵略軍，血染山河。

城隍廟大門內，一位偉大的法國神父正帶領30萬中國難民，與敵人斗智、與死亡斗勇，展開一場“沒有硝煙的無聲抗戰”。

東方“諾亞方舟”，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東洋人來了！東洋人來了！”

1937年秋天的一個夜晚，陣陣哀嚎從狹窄的街巷傳來。驚恐之中，14歲的李鳳香飛快跳下床，隨家人連夜出逃。

“爸爸以最快的速度，拼盡全力把我和弟弟妹妹塞進黃包車，我們一路狂奔，駛向相對安全的法租界。可沒想到，難民如潮，租界平時開放的鐵門關閉了，我們走投無路！”李鳳香回憶。

絕望中，李鳳香的家人聽說“城隍廟那邊可能有個難民區”。為了一線希望，全家奔向那個南市老城廂。

數十年后，偶然間，李鳳香從電視上得知，她所避難的地方原來叫“南市安全區”，而“安全區”的創建者竟是一位法國神父——饒家駒。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要想在硝煙彌漫、血肉橫飛的戰場建起一個絕對安全的“諾亞方舟”，無異于“天方夜譚”。然而，眼看著身邊的難民一個個死于轟炸、死于饑餓、死于無力救治的疾病，神父饒家駒還是決定挑戰這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據當年《申報》報道，精通英、法、中、希臘、拉丁等多國語言的饒家駒是天生的演說家。1937年11月4日，他首先向時任上海市市長俞鴻鈞建議，在華界的南市劃一區域接納難民，獲得同意。隨后，饒家駒又與日本政府和軍隊交涉，要求勿對安全區進行攻擊，日本陸軍、海軍也勉強同意。

1937年11月9日，“南市安全區”正式成立，其位置為上海南市老城廂北部。從地圖上看，安全區宛如“一輪半月”：南以方浜路（今城隍廟大門口附近）為界，東西北三面都以民國路（今人民路）為界，東端為小東門，西端為方浜橋。

最早挖掘上海“安全區”故事的歷史研究者之一、美國國會圖書館研究員阮瑪霞認為，饒家駒同交戰雙方進行“外交”談判的關鍵是，他并不催促雙方簽署一份正式協議，相反，他極力達成一份不怎么明確、但卻更能讓多方接受的“諒解”。“饒神父憑借出色的外交能力、精明的談判策略和巧妙的術語措辭，把各方帶到了一起。”

日軍百般侵擾“安全區”

盡管是“安全區”，盡管有鐵絲網，但日本始終覬覦著南市。

一天，劉復田與奶奶和哥哥從外面返回‘安全區’，幾個大鐵門都鎖了，只有新北門還開著，三人趕緊朝那邊跑去。“到了人民路，幾個日本兵騎著三輪摩托車向我們撞來，我拼命地往人行道上跑，這才躲過撞擊。”提起日本人，80多歲的老人至今難忘兒時的驚恐。“即便在‘安全區’，日本人撞死人或打死人，都是不用負任何責任的。”

安仁街，曾是南市安全區的一部分。2米多寬的小馬路邊，都是百余年的老房子。余阿姣自小就生活在這里，“算起來，我家在安仁街已經居住了一個世紀。”

“小時候，安仁街非常寧靜，鄰里走動很頻繁。然而，1937年，日本人來了，我住的地方被封鎖起來。他們在路口造了鐵門，平時有日本兵把守，只要一有人開門，日本兵就會用槍射擊。”余阿姣說。

南市安全區成立后，安仁街被劃分在第二區，出入口依然由日軍封鎖。每逢黑夜，沉寂、恐怖與死亡彌漫在四周的空氣里。“晚上，哪個房間有燈開著，日本兵就會把那個房間的玻璃窗敲碎。“躲在房間里的人們，夜里根本不敢開燈。”

淞滬會戰爆發時，王曉梅只有7歲，日軍占領了方浜路的南面，她和姐姐、妹妹便逃進了北面的“南市安全區”。

“當時，日軍在方浜路設立了崗哨，有日本兵帶槍守衛。一次，我們鄰居家的阿公沒有向日本哨兵鞠躬，日本人就嘩地沖過來，朝他額頭開槍，幸虧子彈打飛到墻上，撿回一條命。”王曉梅說。

讓王曉梅、李鳳香等人最為驚恐的是，日軍時常會在“安全區”的邊界抓“花姑娘”。

“在難民區沿馬路的房子里，日本兵經常挨家挨戶地找‘花姑娘’，每當日本兵搜查，女孩子們就會一起躲進一間隱蔽的房子，等日本人走了再回家。”李鳳香回憶說。王曉梅也清楚地記得，就在自家附近的弄堂口，有姑娘被日軍拉出去強暴。

面對日軍的出爾反爾，饒神父與難民們并肩作戰、一起經歷著危險。“一次在難民區與非難民區的交界線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飛來的彈片撕開了長長的口子。還有一次，在與日軍交涉中，日本兵用槍頂著他，但他毫不畏懼、據理力爭，幸運的是舉槍的日本兵沒有扣動扳機。”抗戰史專家、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蘇智良說。

盡管日軍百般侵擾，但是頑強的共產黨人仍然在難民區里組建了黨支部。他們一面救濟難民，一面動員單身男子參加新四軍。

“我的父親潘大成當時恰好是饒家駒的助手之一，父親在安全區內開展中共地下工作時，神父并沒有阻止，相反，他還協助開證明、弄通行證，幫助新四軍秘密輸送新生力量、安置部分獲釋黨員。”上海世界史學會會長潘光說。

載入《日內瓦公約》的“上海模式”

很多人都曾聽說“中國辛德勒”約翰·拉貝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曉同樣挽救過很多中國人生命、卻一直默默無聞的法國神父饒家駒。

“饒家駒其實是約翰·拉貝的師傅。他首創的戰時保護平民的安全區模式后來被推廣至南京、漢口、廣州、法國、德國等地，并直接促成了戰后《日內瓦公約》的修訂，讓原本只為救助戰爭中軍人的《日內瓦公約》加上了‘拯救平民’的條款。而這也是寫入國際公約的第一個‘上海模式’。”蘇智良說。

阮瑪霞在研究中也發現，“南市安全區”的概念對二戰后制定的《關于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內瓦公約》，即日內瓦第四公約，產生了積極影響。公約中有關“中立區”概念“一般背景”的注釋中，專門提到了“南市安全區”在上海設立的案例，以此體現在戰爭中弘揚紅十字精神，為平民提供避難所的具體做法。

“這是一段不應被遺忘的歷史。”蘇智良說，最新搜集到的史料證實，上海在二戰時期是全世界最大的難民城市和拯救難民最出色的城市。這座“慈善之城”不僅接納了3萬猶太難民，而且，由饒家駒創建的“南市安全區”還從日軍槍口下至少拯救并養活了30萬中國難民，這無疑是世界歷史上成功救助難民的經典案例。

為此，蘇智良等專家提出，上海“南市安全區”內的歷史建筑、難民幸存者口述實錄等珍貴遺存應該得到更好保護，“上海猶太難民聚居區”和“南市安全區”宜聯合申報加入世界遺產名錄。

這一呼吁也得到了來自俄羅斯、白俄羅斯等國專家的積極響應。在今年5月上海社科院舉行的國際專題研討會上，與會中外學者認為，兩個難民區的案例很好地體現了上海這座“慈善城市”的堅強品格、國際主義精神和人道光芒。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保存這段歷史記憶，用歷史真相，提醒全世界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

“饒家駒的一生，致力于戰時平民救助，他的博愛主義、奉獻精神、慈悲情懷的高尚人格，超越了國家、種族、宗教與黨派；他熱愛中國，旅華甚久，以中國為第二故鄉，在華最后的歲月里，‘饒家駒’改名為‘饒家華’。”蘇智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