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團大戰五大謎團：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一說1940年12月5日)，八路軍在華北進行了一次百團大戰。百團大戰給研究者留下了不少難以解開的謎。

謎之一：八路軍為什么會進行大兵團作戰

百團大戰之前，八路軍在抗日戰場一直以小規模的游擊戰著稱。為什么到1940年八路軍會發動大兵團作戰的百團大戰呢？首先，是為了遏制險惡的妥協投降與分裂逆流。

1940年，日本急于將侵華戰爭告一階段，以集結更多的兵力南下，奪取英法在東南亞和南亞的殖民地。為此，日軍采取威逼利誘的方式拉攏蔣介石、汪精衛政權。一方面扶植汪精衛偽政權，加緊與蔣介石政權“和談”;另一方面在桂南、粵北、河套、鄂北、鄂西發動新的攻勢，對重慶進行持續半年多的大轟炸，并揚言要攻打重慶、昆明、西安……

中共極其擔憂蔣、汪“統一投降、統一反共(毛澤東1940年7月6日語)”、“中日聯合‘剿共’(毛澤東1940年11月9日語)”，希望通過八路軍的英勇抗戰事跡激勵全國軍民的抗戰熱情，減少蔣介石政權投降的可能性。

謎之二：為什么沒有中央軍委的批示

1940年7月22日，由朱德、彭德懷、左權聯名簽署的破擊正太鐵路的《戰役預備命令》下發給聶榮臻、賀龍、關向應、劉伯承、鄧小平，并報中央軍委。

毛澤東在1938年5月撰寫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寫道：“……干涉到下級的具體事項，例如戰役戰斗的具體部署等等，同樣是有害的。因為這些具體事項，必須按照隨時變化隨地不同的具體情況去做，而這些具體情況，是離得很遠的上級機關無從知道的。這就是戰役和戰斗的分散指揮原則。”

具體到百團大戰，聶榮臻說：“破襲正太路，或者破襲平漢路，這是游擊戰爭中經常搞的事情。可以說，這是我們的一種日常工作，不涉及什么戰略問題。這樣的作戰計劃，軍委是不會反對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朱、彭、左7月22日下達的《戰役預備命令》已經是“命令”，表明當時并沒有必須經過中央軍委批準后才能組織這種戰役的程序。必須指出的還有，百團大戰在當時是得到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正式肯定的。

謎之三：為什么正太戰役會擴大成為百團大戰

從7月22日發布預備命令到最后下達行動命令，八路軍總部部署的都是20來個團參加的正太戰役。直到8月22日八路軍總部作戰科首次對戰情進行綜合整理時，彭德懷、左權才意外地發現共有105個團參加了這次戰役。于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歷史上出現了一個光輝的名詞——“百團大戰”。

為什么正太戰役會擴大成為百團大戰？首先，是因為根據地軍民的抗日熱情。

根據“戰役和戰斗的分散指揮原則”，不但八路軍總部只部署了20來個團參戰，各集團同樣也只具體部署了部分部隊參戰。因此，“百團大戰”實際上不是由任何人和任何一級機構發動的，而是華北八路軍全體將士積極主動參戰的結果。

百團大戰還有人數與八路軍正規部隊相當或更多的游擊隊和民兵參加，并有至少20萬民眾參加，這更是根據地軍民積極參戰的結果。山西陽泉的老民兵王德順說：“我們實在是受夠了漢奸和小日本的氣了！聽說正規部隊要打日本人，能拿起武器的人全跟著部隊跑。”

這樣的百團大戰，實際上較之八路軍總部或其他統帥部正式部署的百團大戰更為寶貴，更為偉大，是最值得中華民族弘揚的民族精神。

謎團四：百團大戰的時間為什么一再延長

八路軍總部對于百團大戰最初并沒有規定戰期，只是在預備命令中要求從部隊出動之日起準備一個月的糧食，這大體可理解為作戰一周左右。因此，一二九師8月17日下達的作戰指示要求：“必須保證從廿日廿二時開始連續破擊至少五天或七天，并爭取更長時間才能達到摧毀任務。”

那么，百團大戰為什么又打了這么久呢？首先，是大好戰機延長了作戰時間。戰斗打響后的幾天內，戰區內日軍完全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八路軍完全控制了戰場上的局勢。為了爭取更大的戰果，8月24日，“集總令正太破擊必須堅持至少半個月(15天)之久”。

8月26日，八路軍放棄苦守了七天七夜的獅腦山。陽泉日軍開始出擊。8月28日，八路軍放棄了對娘子關的爭奪。河北日軍開始進入山西。8月30日，日軍開始實施“晉中作戰”，來自晉南的6000多名日軍以500人左右為一路，阻擊從正太路返回太行山根據地的軍民，一度威脅到轉移至卷峪溝的中共北方局、八路軍野戰政治部和一二九師師部，局勢開始緊張起來。根據敵情變化，八路軍總部于9月2日下令自次日起全線轉移，各種戰斗于9月10日全部結束。

謎之五：百團大戰在歷史上為什么引起了那么多的批評和非議

百團大戰在進行期間，獲得了全國抗日戰線的一致高度評價，“后方的同胞們為此感奮到流淚”(1940年9月19日《新華日報》社論援引重慶某晚報語)，也獲得了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好評。但讓人們感到十分困惑的是，這一偉大的愛國壯舉，在歷史上卻飽蒙冤屈。

首先應當指出，像任何一場戰役一樣，百團大戰也存在著不少主觀設想與客觀實際不相符合的失誤，存在各種各樣的錯誤。對這些失誤和錯誤，從總結經驗教訓的角度加以指出，是很有必要的。在百團大戰進行過程中，八路軍總部和各作戰部隊就不斷地做這種批評和自我批評，并且在實際戰斗中不斷地調整不恰當的計劃與要求。

其次，由于日軍的瘋狂報復，百團大戰的確加劇了華北根據地和八路軍的困難，這種困難的程度，今人很難想象。如1943年3月，彭德懷在左權縣一個村莊召集一個地方干部會議，與會者餓得連坐都坐不穩，彭德懷只好請大家躺在炕上開會。在這種背景下，對百團大戰出現一些情緒化的批評意見，也可以理解。

最為根本的是，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不時出現將某個觀點絕對化的錯誤思想傾向。在這種錯誤思想傾向的影響下，抗日戰爭的正確方式似乎只有一種，就是那種“撲一下就跑”的游擊戰，百團大戰因而成為一個嚴重“錯誤”。再加上1959年以來對彭德懷的錯誤批判和“文革”期間對老帥、老將的錯誤批判，百團大戰這一抗日壯舉更加被扭曲得不堪回首。

歷史不可能永遠被扭曲，今天的中國人又像百團大戰期間的中國人那樣，對百團大戰及其領導者、指揮者、參戰者和支持者充滿敬意。百團大戰所產生的良好政治影響，無可替代，彌久愈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