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光緒年間，京師盛傳“李鴻藻為青牛頭，張佩綸、張之洞為青牛角，陳寶琛為青牛鞭，王懿榮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這里說的是那些出身翰林的詞臣言官，其直言敢諫，封奏聯翩，一時號為“清流黨”(又稱“前清流”)。可惜的是，在之后中法戰爭中，風頭最健的張佩綸受命福建海疆，結果馬失前蹄，慘敗而歸。受此牽連，“前清流”一時折戟沉沙，陷于低潮。之后，戶部尚書、帝師翁同龢進入軍機處，十余年間聚攏了文廷式、志銳、張謇等另一派年輕諫官(又稱“后清流”)，也正是這批人，對甲午年事影響至深。

甲午年朝鮮“東學黨”之亂后，中日分別派兵進入朝鮮，但清兵戡亂成功后，日方卻拒不退兵，并進而提出改革朝鮮內政的要求，由此朝鮮危機愈演愈深。在此情況下，清廷方面也意識到戰爭的威脅，一些主戰派官員認為，“日本狡謀叵測，斷非口舌所能爭”，而“朝鮮之于中國，勢比唇舌而親同骨肉，今日之事，雖愚懦之人皆知朝鮮不可棄也”。

之后，戶部主事裕紱上奏朝廷，稱“日本偏僻處于東洋，全境不過中國一二省之大小，夜郎自大，輒欲奮螳臂以抗王師，此其自速滅亡”;御史葉應增也上奏說，“彼逆我順，彼曲我直，彼吞噬小邦，以殘暴逞，我救屬國，由仁義行”。都察院吏科給事中褚成博就說得更清楚了，其認為日本“島夷小丑，外強中干”，“我中華講求海防已三十年，創設海軍亦七八年”，北洋海陸軍“技藝純熟，行陣齊整，各海口炮臺輪船塢一律堅固”，面對“區區一日本”，應“決意主戰，大加驅剿”;如今朝鮮問題處處棘手，原因是北洋大臣李鴻章怯懦畏戰，導致日本咄咄逼人。因此，褚要求朝廷“嚴旨責成該大臣，妥為籌辦，不準稍涉因循”。中國士人一向不把日本這樣的“蕞爾小國”放在眼里，在他們看來，“清國大，日本小;清國人多，日本人少”，大兵一到，日本必然一鼓蕩平。在此樂觀情緒下，就連海關總稅務司赫德也向倫敦報告：“現在中國除千分之一的極少數人以外，其余999人都相信大中國可以打垮小日本”。

清流們不切實際、對國際事務的懵懂無知倒也罷了，此外還有另一種論調更可怕，那就是企圖借外戰樹威。禮部侍郎、帝黨志銳就說，“如清國一戰掃平日本，則可因此刷新格局，振奮精神，以圖自強，從此昂首邁向強國之路”;編修曾廣鈞也認為，“中國可趁此機會，剿滅日本，建立奇功。”如此，既可除臥榻之患，又借以震懾西夷，豈不美哉！？光緒畢竟年輕，經驗不足，被這些人一鼓噪，便成了最堅定的主戰派。但是，光緒從小長于深宮而養于婦人之手，其有捍衛國家主權的決心，但對中日軍事力量不甚了了。而其身邊的帝黨清流們，翁同龢本人不諳軍事也從未做過外任官，更不要說統兵打仗，其他如李鴻藻、文廷式、志銳等帝黨成員也都如此。就是這些人，卻在甲午年中一味主戰而渾然不知其中的巨大危險。

史學家唐德剛曾說，道光、咸豐和光緒祖孫三人分別應對兩次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時，其心態如出一轍：“開戰之初，三位萬歲爺總司令都意氣風發，堅決主戰。臣民有畏縮主和者，簡直是殺無赦。可是迨戰爭爆發，洋兵把清兵打得一敗涂地，萬歲爺又驚惶失措，抱怨當初主戰者欺君罔上，誤國誤民，要他們提頭來見。”正因為帝黨主張“有爭無讓，事在不疑”，小皇帝才不斷辱罵并逼迫李鴻章立刻率領過氣的淮軍殺奔戰場，至于有無準備、結果如何，從不考慮，或者干脆瞎指揮一通。開戰前，光緒皇帝發布上諭，派大軍入朝。兩天后，因遲遲不見李鴻章奏報進兵計劃，其大為震怒，“傳懿旨亦主戰”，并給李鴻章發去措辭極其嚴厲的電報：“現韓倭情事已將決裂，勢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戰。……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馴至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豐島海戰后，中日同時宣戰。據翁同龢日記，在平壤之戰激烈進行之時，其在私宅與家人中秋賞月，秋風徐來，他才想起前方將士尚著夏衣。平壤失守后，以翁同龢、李鴻藻為首的軍機大臣草擬兩道奏片，其中一道即請旨嚴厲處分李鴻章。中午時分奏折遞上，下午即得旨拔去李鴻章花翎并剝黃馬褂。如此，翁同龢還對門生張謇說，“將不易，帥不易，何論其它，此天也。意中之事已如此，即意外而意中之事亦如此。”其失望憤懣之情，溢于言表。戰爭的一再失利，帝黨清流們不是想著如何解決問題，而是一味地將攻訐對象指向李鴻章及其手下的淮系文武大員。如御史李念茲說的，“淮將除聶士成外，無一善良”。由此，除聶士成等個別人外，其他淮軍陸海軍將領如葉志超、衛汝貴、丁汝昌、劉步蟾等無一落網，甚至還包括了李鴻章的幕僚如盛宣懷及李之親屬子侄李經方、張士珩等。

文廷式在《聞塵偶記》中說，當時他“每事必疏爭之，又昌言于眾，使共爭之。”這些攻訐行動中，最出風頭的也正是文廷式、安維峻、志銳、張謇等人。期間，文廷式曾聯合35位翰林上《請罪李鴻章》折，張謇也聯絡多人上《推原禍始防患未來請去北洋》折，其他如沈曾植、黃紹箕等也不甘落后，這些喊打喊殺的奏折都曾轟動一時，但由于李鴻章正處戰爭指揮之責，慈禧力保其不倒，這不免讓清流們頗感失望。帝黨清流們為攻訐北洋集團而不惜夸大事實甚至造謠中傷，以此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類似例子比比皆是，如御史張仲炘在奏折中稱李鴻章之子李經方出使日本時與日本皇室往還甚密，并議聘明治天皇女為兒媳。如此“故事”，連翁同龢都看不下去，稱其“語絕奇”，但李家出了個“日本駙馬”的謠言卻不脛而走，廣為流傳。

再如對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的攻擊。安維峻曾彈劾說，大東溝海戰失利后，“該提督方安然晏坐于蓬萊閣重帷密室之中，姬妾滿前，縱酒呼盧，而視如無事。在該提督誕妄性成，且自謂內有奧援，縱白簡盈廷，絕不能損其毫發。”為此，光緒皇帝火冒三丈，幾乎就要將丁汝昌就地正法。最倒霉的莫過于淮系大將衛汝貴。平壤戰敗后，言官們紛起彈劾，最終前敵主帥葉志超斬監侯而衛汝貴斬立決。在其過程中，安維峻等言官攻擊衛汝貴“軍紀敗壞”、“觀望不前”、“不戰而逃”、“克扣兵餉”甚至于其統領之位系三萬兩銀子買來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指控，經后來的前敵統帥宋慶查明奏報，均非事實。但是，在平壤之戰中表現最好的衛汝貴最終仍人頭落地。也許，清流們并沒有其他本事，唯有殺人之頭來激勵士氣了